关于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之探讨
来源:    发布时间: 2018-12-24 14:05   934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关于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之探讨

 关于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之探讨

 

内容提要:关于佛教,特别是汉传佛教传入云南时间一直是学者们感到困惑的问题。相关文献史料的不足,揉入各种附会与传说,确实难以从纷乱的线索中找到准确的答案。所以导致对此问题的看法众说纷纭,且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本文将从汉传佛教传入的历史背景、传入途径、传入时间的诸种说法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比较,推断出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具体时间为初唐高宗至武周年间,并确定通西川道为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主要路线。

关键字:汉传佛教;云南;传入时间;传入途径。

作者:现了

引言

云南,位于我国的西部边陲,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三大语系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在此都有传播。其中汉传佛教流行于洱海及滇池地区、藏传佛教流行于滇西北地区、南传佛教流行于滇西及滇西南地区。因三大语系的共同传播,同时还掺杂着所谓云南本土宗教“阿咤力密教”的痕迹,使得云南地区的佛教文化多元而复杂。这种错综复杂的佛教文化特质,近现代以来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在1930年西方学者 Helen B. Chapin 《梵像卷》的研究开云南佛教文化研究之先河,继以1933年袁嘉谷著《滇南释教论》,1935年方国瑜著《唐宋间之云南佛教》,1944Helen B. Chapin著《云南的观音》,1946年徐嘉瑞撰述的《南诏后期宗教考》及1953年藤泽义美所著的《关于南诏国的佛教》等,均是早期研究云南佛教文化的重要著作。近数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如方国瑜、黄惠焜、汪宁生、王海涛、吴棠、杨益清、蓝吉富、蒋义斌、刘长久、李玉珉、侯冲、邱宣充等,都曾致力于云南佛教的研究,贡献匪浅。对于佛教,甚至是汉传佛教传入的云南时间问题,这些学者均有所涉及。然限于云南早期信史资料有限,元明以来的史料文献又多神话传说杂揉,真伪难辨。因此,虽经多方探讨,目前仍未取得一致的观点。本文拟以结合信史、云南地方文献及现存新发现的早期佛教文物,并考证诸家学者的论述,就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问题作一次试探性讨论,以就教于方家前辈。

一、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历史背景

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汉文化地区之后,经过一系列发展、演变,最终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融汇,形成了具有汉文化特色的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及藏传佛教,并称世界三大语系佛教。位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境内,三大语系佛教均有分布,形成独特的佛教文化圈,充满了神秘与神奇!对其中之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历史考察,应该首先得关注云南与内地的交往中积累的经济文化背景与政治背景两大因素。

(一)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经济文化背景

云南的历史向来不是孤立发展的,从远古时期起,云南与内地之间就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云南境内的卜人就曾向商朝进献过短(矩)狗[1],周朝时曾参与了周武王伐纣及周成王的成周之会,并向周朝进献丹砂[2]

据载,秦汉时期云南地区与内地之间,已经有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秦朝曾修筑四川通往云南的“五尺道”,四川铁器因此而传入云南。两汉时期,中央朝廷在云南地区设立州郡,从此即将汉民及官吏不断移入云南。这些移民将内地的先进的文化艺术及生产技术等传入云南。因因迁至云南的内地居民人口居于少数,而逐渐融入当地民族中,但也刺激了当地民族对汉文化兴趣与吸收引进。两汉时期开始,云南地区已经使用汉字、兴起学校,洱海周围居民甚至已开始种植水稻、进行水上养殖并能建造重檐式楼房。至唐朝初期,洱海周围居民的文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语言、文字与内地大体相同,农业及建筑业发达,开始出现城市,只是尚未形成统一政权。这为创立以白蛮为主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奠定了文化基础,也为南诏建立乌蛮白蛮政权提供物质条件。

公元八世纪初,南诏得唐之帮助逐渐统一六诏,征服洱海地区诸部落,在公元738年建立统一政权,从此与内地的文化交往更为密切。南诏因“永顺唐仪”,得唐王朝“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3]终南诏一代,其经济文化受唐文化影响颇深。如《南诏德化碑》云:

修文习武,官设百司……戹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南荒渀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4]

此碑作于八世纪中叶,虽为臣下歌颂阁罗凤之作,然而大体属实。南诏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形,均可于《蛮书》有关篇章中得到印证[5]。当时南诏已建立强大之统治机构及严密之职官制度,开辟梯田、兴修水利、畜牧业及丝织业发达、金银等矿产丰富、宫室修筑[6]。此种经济文化背景,为汉传佛教的传入提供了可能。

(二)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政治背景

上一节讨论的是两地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而两地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却是从庄蹻入滇开始的。早在战国末期,约公元前286年,庄蹻在楚国起义失败后带领其部属到达云南,以兵威平定了滇池地区,成为当地首领,建立政权且世代相传。史载“今西南诸夷,楚庄之后”[7]。自庄蹻之后,云南与内地开始了千丝万缕的政治联系。

秦朝统一中国后,在云南建立了直接的统制,曾向滇池地区派遣官吏,在筇竹地区还正式设置过郡县。这些政治举措,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西汉时期,汉武帝征服云南,在其中心地区设立益州郡并置官吏,同时又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封其统制者为王,但这些封王仍然要听从郡县官吏的命令。东汉时期,中央王朝在云南滇西地区又增设了永昌郡,并大体奠定滇西地区的疆界。汉末至隋,内地王朝相继更迭,且对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政治歧视,使得云南地区反抗不断。一直与内地王朝保持着时即时离的关系,甚至一度被南中大姓爨氏割据50年之久。

隋至唐初,经过中央王朝的努力经营,使得云南再度置于中央王朝的行政控制之下,郡县制度也有初步恢复到汉晋时期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置的郡县规模。公元七世纪南诏的崛起,则与唐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努力经营有莫大关系。当时西藏吐蕃势力崛起,唐朝为了打击和消除吐蕃在洱海地区势力影响,遂决定扶植乌蛮种族的南诏。前文已提到,唐朝初期洱海地区居民语言文字跟中原无太大差别,正因有这样的汉文化基础,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细奴罗建立蒙舍诏,按照汉文化政权模式建立发展其政治体制和接受中国汉文化体系,在政治上向唐王朝靠拢。南诏在长期的与唐王朝的友好关系中获得了益处:历代南诏王累受唐封;并唐王朝的支持下,于八世纪三十年代统一了六诏。《新唐书·南蛮列传》云:

开元末,皮罗阁遂河蛮,取大和城……天子诏赐皮罗阁名归义。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疆,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和六诏为一,制可。[8]

且据《南诏德化碑》,在南诏兼并其他诸诏的过程中,唐甚至曾出兵相助:

洎先诏与御史严正诲谋静边寇,先王(皮罗阁)统军打石桥城(今大理下关),差诏(阁罗凤)与严正诲攻石和子(今凤仪及宾川西境)……无何,又与中使王承训同破剑川,忠绩载扬……[9]

    此碑是皮罗阁之子阁罗凤所立,立碑人且曾亲历其事,乃第一手资料。其中诉述,当为可信。据碑文所述,至少在攻石和子及剑川时,唐朝军队曾参与战役。可见,南诏的统一,得到唐王朝的支持,绝无异议。众所周知,隋唐时期正是汉传佛教的鼎盛时期,在南诏与唐王朝密切的政治关系中,汉传佛教传入云南完全有可能。

(三)小结

任何一个地区或民族能接受外来宗教,必有其社会基础和需求。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社会经济有了相当之发展,百姓的生活得到了一定保障,才会思考死后的生活,寻求来世的幸福。经济文化的水平提高,物质生活的发展,与当时仍是奴隶制的社会矛盾,必然使处在社会底层水深火热中的贫民及奴隶们,寻求一种精神抚慰。各部落之间,吞并战争不断,又促使领主阶级,从战争或权利之争中渴望解脱。取得胜利的统治者,也必然想借君权神授的宗教思想来解释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切,当时云南的本土宗教——巫教已难以满足这些需求。当时的云南社会需要一种能使人们保持安和宁静且能勾勒出来世美好蓝图的宗教,以维持统治的稳定平衡,而佛教无疑是最合适的。

那时,社会生产力之发展,才有物力财力供养僧侣及参加宗教活动;有较高之建筑水平,才可能修造塔寺;由较高的工艺水品才能塑造佛像。尤为重要的是有较高的汉文化水平,掌握汉字,才有可能传抄佛经、学习经典并理解佛经当中的教义。这一切,为汉传佛教在云南地区传入、生根、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

总之,至少在唐朝初期,云南大理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已具备了汉传佛教传入的一切条件。

二、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途径

云南自古以来即与越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接壤,至南诏时期唐朝入南诏的路线主要有通安南道、通西川道和通黔中及邕州道。异牟寻贞元九年最终决定与吐蕃断绝关系而与唐王朝重新和好“三路献表”,所走路线即这三条。《蛮书》卷三云:“遂三路发使,冀有一达。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贞元十年,三师悉至阙下。”[10]这说明它们都是云南与中原交往的主要路线。而汉传佛教若要从内地传入云南势必也需通过这三道路线,故此章讨论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途径。

(一)通安南道(即今越南)  

安南原称交趾,又叫交州,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越南北部。《蛮书》卷一云:“交趾城,后汉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定疆界之所。去安宁城池四十八日程。”[11]安宁离交趾四十八日程,此段路程为步头路,属安南道。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步头路所经重要地方大致是现在的河口地区、屏边、蒙自、开远、建水、通海、江川、晋宁、昆明、安宁。[12]至昆明后即与通西川道的石门关道和通黔中及邕州道交汇,又经今楚雄、南华、祥云、凤仪后到下关。在南华还与通西川道的清溪关道汇合。

史料记载汉末三国之际交州已经流行汉地佛教,佛教可能当时就已通过安南道传入云南。但目前并未发现确切证据。南诏时期,交州与云南间的佛教往来见《滇释记》,其卷一载:

 

岛法师侍李贤者,……时南诏奉佛,贤者徒众千人,惟师独出其类……后贤者寂,师返永昌,开龙泉寺;继往交趾,大行化道。[13]

这说明南诏时期已有僧人在云南和越南之间来往并传播佛教。然据考证:在公元580年后越南主要流行东南亚禅宗的毗尼多支流派及无言通派,而南诏流行的则是从西川道传入的六祖门下菏泽神会系及南岳怀让系。[14]且从有关南诏大理的文献记载来看,云南受交州佛教的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发现唐宋间交州佛教在云南的遗迹。虽然南诏时期出现的阿嵯耶观音像是南诏攻陷交趾时抢来,但其源于东南亚甚至可能就是占婆的观音造像,并非来自汉地的造像。因此,不能视其为汉传佛教通过通安南道传入云南的证据。

另康熙《蒙自县志》卷三载:“鹿苑寺,在城南,创自元时。相传为交趾所建。”“诸天寺,在新安所南。相传为交趾所建。”又《续修蒙自县志》卷十二载:“新安所古寺,父老传言系交趾人所建。”[15]上述三座寺院均为交趾人所建。这也是交趾与云南佛教之间往来的蛛丝马迹,但其时间却已经是元代了。

可知,通安南道在唐宋间佛教传入云南的过程中,虽曾经发挥过一些作用,但并非是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主要路线。即使偶尔通过此道传入云南,在云南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二)通黔中及邕州道(即今贵州与广西)

早在唐贞元年间,云南通往贵州与广西道路即通行无阻,史称通黔中及邕州道。虽说有唐乾符年间徐云虔等唐使和南诏使者互通使命,但现存史籍对其路线都记载得不是很清楚[16]。如《蛮书》云:“从邕州路至蛮苴咩城(大理),从黔州路至蛮苴咩城,两地途程臣未谙,委伏下堂贴令分析”。因此,汉传佛教通过此道传入云南的具体情况无法详证,只能探其大概。

史料记载,唐代崇奉佛教的牛腾被贬烊坷建安后“大布释教于掸河”[17]。但据考证,唐宋时“黔宗教未讫,泯泯无传”,至明清时才“宗教已广”[18]。说明了即使唐宋间汉传佛教从通黔中道传入云南,其规模也不会大。

关于通邕州道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蛮志》有记载,从邕州至大理不过“四五十日程”。文献中记载关于唐代走此道的人并不多。宋时疆吏则因南诏之祸的前车之鉴,而封锁通西川道,只靠通邕州道与大理进行贸易和交往。商贾贸易之余,也从广西购进佛经。如《桂海虞衡志·杂志》云:“大理国间有文书至南边,及商人持其国佛经题识,犹有用圀字者。”[19]大理国王除遣史进贡外,也派人入宋求《大藏经》来藏于五华楼上,如《滇云历年传》云:“嘉泰二年,遣使入临安,取《大藏经》一千六百四十五部,置于五华楼”。[20]可知,宋代汉传佛教通过此道输入云南的可能性较大。然而,这只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佛教文化交流。因为大理佛教与南诏佛教一脉相承,故这种文化交流并没有给此道周围的群众以明显的影响。

可知,贵州佛教唐宋间并无明显影响。而汉传佛教虽然宋时可能通过大理与内地的交往经广西而传入云南,但此前大理佛教各派在南诏时期已传入。故通黔中及邕州道并非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主要路线。

(三)通西川道(即今四川)

云南跟四川的交往有史可载的可追溯至秦汉时期,通西川道即西汉时期张骞曾提到过的“蜀身毒道”由蜀至滇这段路程。此道有清溪关道和石门关道两条支线,清溪关道大致历经今成都、邛崃、芦山、雅安、汉源、清溪关、喜德、西昌、盐源、大姚、南华、祥云、凤仪,最后到下关。石门关道从今成都出发、经乐山、宜宾、石门关、昭通、赫章、曲靖到昆明,与通安南道、通黔中及邕州道相会。[21]

而四川佛教与云南佛教之间的交往有迹可循的即是始于南诏时期,因此可以推断汉传佛教主要就是从通西川道进入云南的,证据如下:

一、汉传佛教与有通过南诏与唐的友好文化交往传入云南的可能性。前文已提及南诏的建立因得力于唐王朝的支持,故竭力学习中原文化之事。而南诏与西川接壤,故多直接取道西川。汉地佛教在唐朝与南诏的友好交往中经通西川道传入云南是完全有可能的。据张道宗《记古滇说集》、李京《云南志略》等书记载,早在南诏盛皮罗二年(公元714年)四川佛教与南诏佛教之间已有往来。另外在南诏与唐重归于好的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之后的五十余年,南诏大量派遣子弟至成都学习。这些学生所学固然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但从南诏、大理均有儒释释儒这一特点来看,南诏在此之前已然接触佛教,在四川流传甚广的汉传佛教肯定也受到了这些学生的重视,并被他们大规模传到了云南,云南汉传佛教的兴盛,显然这段时间受四川影响最大。

二、汉传佛教通过战争传入云南。南诏曾多次寇蜀,抢掠子女工技、僧道佛像,客观上将四川佛教传入云南。如《册府元龟》卷四二九载:“李德裕为成都尹,使节度事西川,承(太和三年)蛮寇剽虏之后,遣人入南诏求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匠四千余人复归成都。”[22]又同书卷九八零载:“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五月,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南诏蛮放还先掳掠百姓工巧僧道约四千人到本道。”[23]且《僰古通纪浅述》记载曾世隆攻益州,得观音像。分析以上材料,南诏掳掠工匠有其生产技术的需求,而掳掠僧尼及抢观音像则显示出他们的信仰需求。以此看来,汉传佛教在此之前已然传入南诏。此次随佛道工匠更深入的传入南诏,自是情理之中。

三、通过现存佛教遗迹推断。现代考古发现,通西川道的清溪关道和石门关道周围,都有唐宋间汉传佛教遗迹存在。如云南大姚、曲靖等地的佛教遗迹,及南诏受四川佛教石刻盛行的影响而开凿石窟、雕刻佛像,其艺术题材深受汉传佛教风格影响,并具有明显四川文化特征。如李玉珉先生所说:“南诏时期,以雄浑粗壮,写实生动著称,和唐朝特别是四川的佛教造像关系密切。”[24]可知南诏时期,四川佛教对云南的影响之深。这些都是汉传佛教主要通过通西川道传入云南的强有力物证。

四、册载众僧为证。云南史籍《滇释记》中,对南诏时期在云南弘法的四川僧人有明确记载。“双流尉迟和尚”“益州如一禅师”“益州南印禅师”“益州义俛禅师”等均曾在云南传播六祖禅法。人数虽然不是很多,却是汉传佛教在云南弘扬的有力证据。

(四)小结

综上可知,在南诏与中原交往的几条主要路线中,通安南道、通黔中道,对云南佛教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大理国时曾在云南与内地汉传佛教的往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时间远在汉传佛教传入云南之后,故也不足证。唯独四川佛教对云南佛教的影响较大,故通西川道是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主要途径。

三、汉传佛教传入云南时间的诸种说法

考察了汉传佛教由通西川道传入云南的可能性,然则是何时传入云南的呢?这也是个使学者们一直感到困惑的问题。现代史学家方国瑜教授在整理云南史料目录、研究云南地方史数十年后还说:“佛教传至云南,不详其始”。[25]

(一)公元前5世纪传入说

民国袁嘉谷《滇南释教论》中认为:“滇之法源,阙为迦叶。”他在依据大错和尚《鸡足山志》及释圆鼎《滇释记》诸书,所载记述鸡足山的文献后认为,迦叶尊者于佛入灭后住世45年,最终捧钵持衣入定于云南宾川鸡足山。照此算来,佛教在迦叶入定鸡足山,即已传入中国,时间当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这是佛教传入云南的最早传说,所以有“未有译经之时,佛道已东入滇境”的说法。

此说并不足为信。关于迦叶尊者入定之鸡足山,据法显大师《佛国记》云:“王舍新城……南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 [26]。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卷九<摩伽陀国>曰:“莫诃河东入大林,野行百余里,至屈屈吒播陀山,唐言鸡足山” [27] 。此山因形得名,如唐道宣律师《释迦方志》卷下<摩羯陀国>曰:“屈屈吒播陀山……直上三峰,状如鸡足。”[28]云南之鸡足山,亦以形似得名。王士性《游鸡足山记》曰:“鸡足山前纾三距,后伸一支,若鸡足。”[29]虽说两山皆名鸡足,然而云南的鸡足山乃迦叶尊者入定之鸡足山一说,始出于明初成书的《白古通记》。

据历代学者考证,此书所述大理山川地貌纯属佛教在大理地区兴盛后因其形似印度之山川而牵强附会之说。杨士云《弘山存稿》卷十一<山川辨>云:“盖云南佛法之盛,以后以佛国山川之名,借称云南之山川,故好事者所依附。不能以借名,而说其本山本川即在此也。”[30]可知迦叶尊者入定之鸡足山,实在古代中天竺摩伽陀国,而并非在今云南宾川之鸡足山也。而佛教当时即已传入云南至说法,亦属子虚乌有。

(二)东汉时期传入说

同样袁嘉谷在《滇南释教论》中,又说:“若夫译经之后,则绥哀牢、开永昌、度博南,正崇重浮图之明帝时也。滇有汉字之佛经,则又当自中原来。安宁者,汉连然县也。法华寺后有晒经石,《县志》云:相传为蔡愔取经遭雨,晒此,遗数叶,遂成灵迹。”近代学者徐嘉瑞先生也认为,“佛教在汉哀帝时,已入中国。至东汉和帝永元元年,中国梦想之计划,始告完成,由叶榆永昌通掸国(缅甸)、罗马(大秦),音乐、技艺皆相继输入。则佛教由中原内地输入大理,自在意中。”[31]“佛教之输入大理,当远在汉代,由中原内地输入。”[32]

东汉明帝时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依据,是通过大理古代文献认为佛教传入汉地时途经云南而留下遗迹,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云:“感通寺,又名荡山寺,汉时摩腾、竺法兰由西天入中国时建。”[33]《安宁县志》载法华寺中有晒经石一事,也是说蔡愔等取经入汉途径云南遭雨、晒经的典故。据慧皎《高僧传》记载,摩腾、竺法兰随蔡愔、秦景等自西域道至洛阳,并非从云南入中国。可见东汉佛教遗迹的证据多是后人附会。即或云南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途径之一,也同汉传佛教传入云南论题太远。

如果认为有汉字之佛经传入云南,就是汉传佛教的传入,证据也显不足。一者东汉时期汉传佛教尚未形成;二者至今为止,学者们热衷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古中,未发现任何与汉代佛教有关的考古证据[34]

(三)唐朝时期传入说

关于汉传佛教唐朝时期传入云南的说法,目前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然而关于关于其说法却又有初唐说、盛唐说及中唐说三种[35]差别。

1、初唐时期传入说

云南自南诏以来,即盛行细奴罗(公元649 653 674 年)在位时,观音化为梵僧来至云南的传说。[36]明代云南的墓志上还常见唐贞观时(公元627 649 年),观音大士“开化大理”、“摩顶蒙氏为诏”之语。[37]在明清云南地方志中,多有贞观年间观音或梵僧到大理降魔、治水、开辟上下关之说。不少学者依此认为七世纪上半叶大理即有汉传佛教。如《云南宗教史》中<汉传佛教传入云南时间考>一节中断定 “故不少学者依之认为‘佛教之入大理,……其时间约在唐初,亦可推定。’”[38]

《云南宗教史》的这一观点,以《大理古代文化史》文字为证据,翻查原文,应是:“佛教之入大理,其路线为西藏,已如前述。其时间约在唐初,亦可推定。”[39]的误读。也就是说,初唐时期传入大理的,是来自西藏的藏传佛教而非来自汉地的汉传佛教。笔者虽也相信汉传佛教的确有证据可证明唐朝初期即传入云南,但实在难以赞同这样简单含糊的论证。具体的论证,将在下章作专门的说明。

    2、盛唐时期传入说

持此说者,以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的《南诏德化碑》为依据。碑文中有“阐三教,宾四门”之语,其三教即是指儒、释、道三教。据此,现代学者认定“据可靠材料,则佛教之传入当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半叶”[40],并断言这时传入的是汉传密宗。

就传入时间而言,这一说法,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所说“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南诏)盛逻皮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41]互相印证。据此,汉传佛教通过官方渠道盛唐时期正式传入云南,是可以成立的。然而汉传佛教的传入云南应该是多渠道的,民间传入或许可以更提前一些,同样将在下章作一番探讨。

若断言这时传入云南大理的,是属于内地传入的汉传密宗,则明显没有相应依据,兹不赘论。

3、中唐时期传入说

一些学者根据《蛮书》及元明时期的塔铭、碑匠认为,元代以前云南人所信奉的佛教是中唐时期由吐蕃传来的“西域密教”。[42]《南诏德化碑》虽然提到“阐三教”,不过是因遣词行文的需要,不可视为云南在盛唐时即有佛教的证据。[43]其依据是,在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异牟寻与唐使崔佐定盟的誓文中,只言上达三官,而并未提及佛教,足证八世纪末佛教尚未在大理地区出现,佛教“在中唐近百年间(亦即南诏丰佑年间前后)传入南诏”。[44]

然而据侯冲先生所说:“由于佛教是通过官方渠道传入,故皮罗阁在位期间,皇室已经有出家为僧者。”[45]侯先生所说的皇室出家为僧者即阁皮和尚,元《故正直恭谦和尚墓碑铭并叙》说:“南诏归义王皮罗阁之嫡男蒙阁皮,厌俗而剃。”[46]若据《南诏野史》所载,阁皮和尚还曾经参与过天宝之战。[47]天宝之战为盛唐时期,此时已有南诏王室子弟出家,可见汉传佛教的流行显然更早于此。将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定在中唐,显然不妥。

(四)大理时期传入说

大理国时期的《梵像卷》是研究南诏大理佛教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卷内“除大量密教色彩外,还有‘六祖’像,说明内地禅宗至迟于大理国晚期也已传入”。[48] “因为在大理国时期,曾经通过岭南与两宋有过许多文化交往,岭南本是禅宗的兴盛之地,禅宗因此流入云南是很自然的。”[49]所以学者认定禅宗之进入云南是在大理时期。

《梵像卷》是后理国第四代国王利贞皇帝段智兴(11721200)时由描工张胜温所绘。但其“仍有不少内容是南诏时期就已存在的。”[50]卷内表现的内容虽反映宋时风俗但大部分应是唐代流传下来的。以此画成于大理国晚期,而来断定禅宗在大理国晚期方传入,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梵像卷》第4255开,运用重复说明画面间联系表现了唐代云南禅宗谱系:迦叶阿难达摩等中土六祖神会张惟忠买纯嵯纯陀法光。[51]虽说关于这个谱系,学术界仍有争议,然而这也说明了“云南法源的正统性”[52]。至少可以表明汉传佛教中禅宗的法脉在南诏时期的云南已经存在。

(五)元代时期传入说

有些研究云南佛教的学者认为,直到元代,内地禅宗传入云南并得到奉行才标志着汉传佛教的正式传入, “云南之有禅宗,始自雄辩、大休。”[53]理由是,南诏后期密宗在大理地区已很盛行,至大理国段氏统治的300年间,密宗也一直被奉为国教。又有证据说明,在元以前,白族所信仰的佛教乃是密教。[54]

关于最先将汉传佛教传传入云南的是元代的雄辩法师这一说法始于明代,据现存昆明筇竹寺的明代郭文撰《重建玉案山筇竹禅寺记》,所说:

(南诏、大理时期)滇人所奉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前元既一,南诏鄯阐人有雄辩大师者,以奥学宏器,归自中华,始倡讲宗于兹寺。滇之缁流俊秀者翕然从之,而其道日振,自是名蓝巨刹弥布遐迩。南诏之有僧宗,师实启之也。

时至今日,云南当地居民仍然坚信这种说法。其实,前文提到的张胜温所绘《梵像卷》资料,已可否定此说。再者,其所传也只是讲宗,所谓“始倡讲宗于兹寺”众多关于雄辩法师的记录中也没有他参学禅法的经历。先有筇竹寺,后有雄辩僧,这是可以肯定的。持元代说者,视众多唐宋间,云南流传下来的汉传佛教文物于不顾,又忽略了南诏大理佛经、佛画 “字是中国字,画是中国画”[55]的特点,偏执于一端,故此说目前已被众多学者不取。

(六)不详说

关于汉传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云南?除以上种种说法以外,尚还有一种不详说。明以前,云南地方史料的缺略,以及元明以来各种撰述中揉杂的各种穿凿附会与传说,真伪之辨,令人头疼。以至于从事多年整理、研究云南史料及其目录的史家,也不免感叹:佛教传至云南,不详其始。   

如果通过历史的考察,剥开这些神话与传说的外衣,撇开后人编撰的各种附会和传说,找出其中有用的线索,汉传佛教传人云南的时间还是大致能看出来的。

四、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

过去对于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元代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影响最大。但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认识的深入,我们可以得出新的结论。

(一)     考古学的相关物证

1、崇圣寺千寻塔

第一处是位于苍山脚下的崇圣寺千寻塔。关于崇圣寺千寻塔的建造时间历代文献有三种说法:唐太宗贞观六年( 公元632);玄宗开元元年( 公元713 ) ;文宗开成元年( 公元836 )[56]。张道宗《记古滇说集》所载: “唐遣大匠恭韬、徽义至蒙国。于开元元年癸丑造三塔于点苍山下……塔高三百余尺, 十六级”。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所载载:“崇圣寺,一名三塔寺,在府城西北一里。莫详其始。有三浮屠……唐开元元年癸丑,南诏请唐匠恭韬徽义重造。”这是玄宗年间建造说的依据。[57]

同样的证据,是“1978年维修三塔时,用放射性碳素测得东塔门的木质过梁的年代为距今1445±7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1375±80年”[58]。说明此树至少在公元603±80年已被伐用,则崇圣寺三塔建立时间为公元603±80年左右。以此推知,“《记古滇说集》、李元阳《云南通志》所载崇圣寺建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与经科学检测后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也是对的”[59]。在《南诏大理佛教雕刻初探》中,作者对比了崇圣寺三塔出土的观音立像(标本号TD中:11)与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藏观音菩萨立像后指出:“此尊观音的造型和风格特征,甚至璎珞的式样和佩戴方式,皆和七世纪至八世纪的唐代造像相同”,推断此像“可能是一件受中土风格影响的南诏作品,它的制作年代约在西元八世纪左右”[60]。另外,有人于“1990年曾在崇圣寺千寻塔第十三级看到剥落灰皮的塔内壁面有‘开元’年号的墨书题记”[61]

如此种种,证明崇圣寺塔的确建于开元年间,且是内地工匠主持建造的。至于开成年间建造说,“实际上已经是《南诏野史》等书所记载的‘重修’而非初创。”[62]

根据以上材料,则佛教势必在建塔之前已然传入洱海地区。

2、蒙舍诏故城遗址

第二处是位于巍山县境内的蒙舍诏故城遗址。此处是南诏前期从细奴罗至皮罗阁时期的统治中心[63]。有学者称,在位于巍山庙街乡古城村东的故城遗址内,近北墙中部有一夯筑土台的地面碎瓦中发现了有“口方广佛”字样的有字瓦[64]。众所周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汉传佛教华严宗的主要依据经典,将经名印在瓦片上,表明这部经在当时是何等的流行与受尊崇。而位于庙街乡垅圩村北的另一蒙舍诏遗址的垅圩图山附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清理发掘时,曾清理出一佛寺基址,一厅堂建筑基址和一方形佛塔塔基,并发掘出石雕佛像近200[65]。这些佛像的造像可以大致可以分为三至四个时期,其中绝大部分具有中原佛像的特征,“最早的佛像非常接近于北朝晚期至唐朝初期的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的佛像”[66]风格。据此,则汉传佛教唐朝初期已传入云南。

3、王仁求碑

第三处是位于昆明市属安宁市鸣奚乡大石村的王仁求碑。此碑立于唐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明代以来就一直被云南地方史志著录,也是现代研究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重要物证之一。史志记载:“王仁求,安宁郡人,生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卒于高宗咸享五年(公元67 4年),享年四十四岁。” 此碑是王仁求去世后二十多年的武周时期所立。

1991年底,云南著名文史专家杨延福先生察访王仁求墓碑后,发现碑额正面当心雕一佛龛,龛内雕二躯佛像,结跏趺坐于须弥座的莲台上,左释迦,右多宝佛,须弥座间雕一座七宝塔。雕刻手法精细而古雅,碑额正背两面都无文字。[67]《语石》卷三称:“道释两家,各尊其教,碑额往往不题字而造像。世所知者,如《怀仁圣教序》额上佛像七躯。宝历二年《皇泽寺造像碑》额佛像一龛,《道因法师碑》刻释迦牟尼、观自在、大势至三佛像于额。”[68]这些碑都为初唐碑刻,说明碑额有佛像雕刻是唐初的一种习尚。王仁求碑立于武周时期,其碑额雕刻一龛佛像,与唐初造像碑额属于同一类型,如罗炤先生所说:“王仁求墓碑的佛龛形制、碑首所雕虬龙以及碑座的石雕赑屃,也都是北朝至唐初的汉地形质。”[69]也证明了至少在立碑的武周时期汉传佛教已经传入云南。

另,王仁求碑碑文其中“天、地、国、日、月、圣”等字都已采用武周时的写法。这佐证了“在唐武则天时期,不仅内地碑额有佛像雕刻的习尚传入云南,而且汉地佛教经典也大规模传入云南,并对此后的南诏大理写经书法及‘圀’字具有特别意义的使用产生重大影响”[70]。以至于,《护国司南钞》等大理汉字写经中亦多出现“仏”、“圀”等唐武周时新字。由于王仁求碑碑额上已有佛像,碑文使用武周用字,则写有武周新字的佛经,不大可能在武周朝以后才传入云南的。因此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至少可以确定在初唐时期。

(二)     历史文献的相关资料

1、《道宣律师感通录》的相关记载

道宣律师《道宣律师感通录》中曾提到唐朝初期洱海地区佛教的相关情况,〈宣律师感天侍传〉有一段文字云:

益州成都多宝石佛者,何代时像?……有人于西耳河(即西洱河)造之,拟多宝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鹫头山寺……多宝佛旧在鹫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今向彼土,道由郎州,过三千余里,方达西(缺洱字)河……百姓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塔如戒坛……人以蔬食祭之。[71]

同样的记载亦见唐道世的《法苑珠林》,宋李昉等编辑的《太平广记》也转录了这段文字,并言此事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南方天王韦陀将军告诉道宣律师的。过去许多治云南史的学者也曾注意到这条资料,但以为《太平广记》所记的乾封二年应是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误写[72]。道宣律师卒于乾封二年,且《道宣律师感通录》是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已撰成,其中自然不可能记乾封年间的事。所以《太平广记》称韦陀将军乾封二年告诉道宣律师不足取信。

尽管这段有关成都多宝佛像源自云南西洱河的文字语涉神异,且年代混淆,难以视为信史。但可以文中所说西洱河确指云南的西洱河,且道宣律师生前已经风闻地处云南的西洱河佛教情形亦应不假。以此看来,则七世纪中叶,亦即南诏初期,西洱河附近的大理地区佛教应是相当兴盛的。从佛塔制式以及百姓常以蔬食供养佛的风俗来判断,当地流行的应就是汉传佛教。

2、《南诏图传·文字卷》的相关记载

据《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南诏初期曾有“梵僧”到巍山授记奇王细奴罗(公元653—674年)之说。在罗盛时期(公元674—712年),已经有“梵僧”在洱海周围地区传播佛教。“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番、汉而来。”[73]可见佛教传入南诏有多条线路,所谓梵僧,虽不能确证就是印度僧人,或是内地汉僧。然而在那个时期,还有将梵僧的钵盂、锡杖“奏于垅圩山上,留著内道场供养”[74]的记载。

内道场为中国古代皇室宫内的礼佛场所,创设于北魏,盛于隋唐,隋炀帝时始称宫中佛祠之所为“内道场”。武周及唐中宗时期(公元684709年)“召天下高僧兼义行者二十余人,常于内殿修福。”[75]直至唐武宗废佛“诏停内斋及内道场”[76],内道场才就此结束。

因为《南诏图传·文字卷》关于罗盛时已有“内道场”的记载,有学者据此认为:“反映出在‘梵僧’进蒙舍诏之前,汉地佛教早已进入垅圩图城,并且进入王宫,连唐朝皇宫里的‘内道场’都被蒙舍诏王室依照设置。”[77]从细奴罗时期已与唐朝建立政治联系来看,结合前文提及于南诏故都考古发现南诏初期佛教文物之事,可以确信内道场的设置,就是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证明。

(三)小结

总之,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确定汉传佛教至少在南诏初期已经传入云南。具体来说,则在初唐高宗至武周(公元649705年)时期。

结语

根据上面的资料,通过对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历史背景的了解,及关于汉传佛教传入云南时间的诸种说法综合分析逐一比较排除,可以确定汉传佛教至迟在南诏初期即唐高宗至武则天的初唐时期已经传入了云南地区。至于佛教最初传入云南的路线,虽无确切证据,然云南的汉传佛教受四川佛教的影响最大,结合考虑唐朝时期南诏与内地交往的情形,可以断定,经过四川的通西川道必然是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最主要路线。

以往将云南的佛教最初传播认定为是来自印度或藏地的密宗,而将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定在中唐时期。如果留心汉传佛教传播所及之地的社会史及地方史,历史文献中的汉传佛教的痕迹还是显而易见的。在初唐时期,汉文化已广泛的深入云南大理的洱海地区,洱海周围的居民语言风俗等已类似于内地。此时的南诏,因政治、经济等的缘故与内地往来密切,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汉传佛教传入是必然的事情。(文: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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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孔晁:《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转引自马曜主编《云南简史》第3页,20099月版。

[2] 【晋】孔晁:《逸周书·王会解》,同上。

[3] 【唐】牛丛:《报南诏坦绰书》,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16316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2月第1版。

[4] 【唐】郑回《南诏德化碑》,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381

[5] 【唐】樊绰《蛮书》卷五、七、八、九,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1108页。

[6]  汪宁生:《大理白族历史与佛教文化》,收录于《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第146页,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2月版。

[7] 【汉】桓宽:《盐铁论·论衡》(《四部丛刊》本),转引自《云南简史》第22页。

[8] 【宋】欧阳修《新唐书·南蛮列传》,见《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389页。

[9] 【唐】郑回《南诏德化碑》,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377378页。

[10] 【唐】樊绰:《蛮书·六诏第三》,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27页。

[11] 【唐】樊绰:《蛮书·云南界内途程第一》,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7页。

[12]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图考释》上册第521527页,中华书局198710月版。

[13] 【清】释圆鼎《滇释记》,载《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第8283页。

[14]  侯冲:《唐宋间云南汉地佛教及其与巴蜀佛教文化的关系》,收录于永寿主编《峨嵋山与巴蜀佛教——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84394页;罗炤:《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与南诏建极大钟之密教图像——兼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篡改》,收录于赵怀仁主编:《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第465479页。

[15] 转引自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第3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1月版。

[16]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545546页,转引自《云南宗教史》第34页。

[17] 《贵州古代史》第14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2月版。转引自《云南宗教史》第35页。

[18]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3页,中华书局19627月版。知网下载。

[19]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232页。

[20] 转引自木芹《南诏野史会证》第305页,中华书局19627月第1版。

[21] 侯冲:《唐宋间云南汉地佛教及其与巴蜀佛教文化的关系》。王海涛《云南佛教史》第3233页。

[22] 【宋】王钦若、杨亿 撰《册府龟元》,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276页。

[23] 【宋】王钦若、杨亿 撰《册府龟元》,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第303页。

[24] 李玉珉:《南诏大理佛教雕刻初探》,收录于《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第359396页。

[25]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图考释》第8页,转引自《云南宗教史》第29页。

[26] 《大正藏》第51 ,第 863页下。

[27] 《大正藏》第51 ,第 919页中。

[28] 《大正藏》第51 ,第 963页中。

[29]  转引自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琐编》第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8月第1版。

[30]  转引同上。

[31]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26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4月版。

[32]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262页。

[33] 转引自《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琐编》第13页。

[34] 李玉珉:《南诏佛教考》,收录于《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印顺导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第529560页。网络下载。

[35] 关于唐朝的历史分期历来说法不一,本文采用的是四分说的观点,即: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玄宗开元初(713),约一百年。盛唐,自玄宗开元初年(713)到代宗大历初(766)年,约五十年。中唐,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到文宗太和九年(835)约七十年。晚唐时期,是指文宗太和以后的约八十年(828907)时间。

[36] 这种说法最早的资料见于《南诏图传文字·文字卷》及《僰古通记浅述》,文见尤中《僰古通记浅述校注》及其附录,收录于《尤中文集》第四卷25738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8月版。

[37] 明《邓川大阿拶哩段公墓碑铭》、正统三年《段公墓志》、景泰元年《圣元西山记碑》等都有这样的记载,文见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275276页。

[38]《云南宗教史》第27页。

[39]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281页。

[40] 汪宁生《大理白族历史与佛教文化》。

[41] 【元】李京《云南志略》,载《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第125页。

[42] 赵橹:《白族神话与密教》,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转引自《云南宗教史》第28页。

[43] 杨益清:《南诏时期佛教源流的认识与探讨》,收录于《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第129148页。

[44] 黄惠焜:《佛教中唐入滇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826期。知网下载。刘长久《佛教入滇及其途径综论》,载《中国佛学》2002年版第240244页。知网下载。

[45] 侯冲:《南诏观音王佛信仰的确立及其影响》,收录于赵怀仁主编《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第149195页,民族出版社200411月第1版。

[46] 云南民族调查组白族组《大理古碑文抄》(大理:油印本1959),第1b页。转引自《南诏观音王佛信仰的确立及其影响》

[47] 杨慎:《南诏野史》,转引同上。

[48] 汪宁生:《云南考古》第27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1月版。转引自《云南宗教史》第29页。

[49] 刘小兵《滇文化史》第236237页,云南人民出版设19912月版。转引同上。

[50] 侯冲《南诏大理汉传佛教绘画艺术——张胜温绘〈梵像卷〉研究》,收录于侯冲《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第96117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7月第1版。

[51] 同上。

[52] 李玉珉:《梵像卷释迦佛会、罗汉及祖师像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知网下载。

[53] 《新篡云南通志》卷140,转引自《云南宗教史》第30页。

[54]  赵橹:《白族神话与密教》,《云南宗教史》第30页。另外白族学者如张锡禄、张旭等也持此看法。文见张锡禄《古代白族大姓佛教之阿咤力》,收录于《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第,171215页;张旭《佛教在南诏大理的盛行于白族文化的兴起》,收录于《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第4764页;张旭《大理白族的阿咤力密教》,收录于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第6265页。

[55] 李根源《胜温集》,网络下载。

[56] 方国瑜:《大理崇圣寺塔考说》知网下载。阚勇《南诏千寻塔创建年代考》,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943页,1986年第三期,知网下载。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有提到贞观六年建造说的观点,见《尤中文集》第四卷第281页。

[57] 侯冲:《唐宋间云南汉地佛教及其与巴蜀佛教文化的关系》。

[58] 李朝真、张锡禄:《大理古塔》第22页。转引自《唐宋间云南汉地佛教及其与巴蜀佛教文化的关系》。

[59] 侯冲:《唐宋间云南汉地佛教及其与巴蜀佛教文化的关系》。

[60] 李玉珉:《南诏大理佛教雕刻初探》。

[61] 罗炤:《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与南诏建极大钟之密教图像——兼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篡改》。

[62] 侯冲:《唐宋间云南汉地佛教及其与巴蜀佛教文化的关系》。

[63] 此处的南诏前期指公元649738年,初称蒙舍诏,至公元739年皮罗阁统一六诏迁都太和始正式以“南诏”之名立国。

[64] 邱宣充:《论云南佛教与汉传佛教、印度佛教的关系》,网络下载。

[65] 同上。

[66] 罗炤:《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与南诏建极大钟之密教图像——兼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篡改》。

[67] 杨延福:《访王仁求墓碑漫记》,《云南高校古籍整理研究》,1992年第1期,第29页。

[68] 叶昌炽《语石》第48页,上海书店1986年版。

[69] 罗炤:《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与南诏建极大钟之密教图像——兼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篡改》。

[70] 侯冲:《南诏观音王佛信仰的确立及其影响》。

[71] 见《新修大正藏》第52册,第436页。

[72] 现代学者如方国瑜、杨益清等均认误认为乾符二年。见方国瑜《大理崇圣寺塔考说》,杨益清《南诏时期佛教源流的认识与探讨》。

[73] 《南诏图卷·文字卷》,见《尤中文集》第四卷,第388页。

[74] 《南诏图卷·文字卷》,见《尤中文集》第四卷,第387页。

[75] 【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第408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2月版。

[76] 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大正藏》(第54卷),第247页下。

[77] 罗炤:《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与南诏建极大钟之密教图像——兼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