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4日下午，“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研究生读书角”正式成立暨第一期活动在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慈恩院教室顺利举行。此次活动由2016级研究生6位同学与研究生导师即读书角发起人会闲法师共7人参加。首先由发起人会闲法师对读书角名称、宗旨、理念等作出说明，并确立名称为“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研究生读书角”。

闲师以“知行合一，解行并重，学修一体化”的读书理念，致力于构建以正见为引导，佛教原典解读为切入点，互学互进的读书形式，重视佛教逻辑思辨而发起成立研究生读书角。读书角的成员主要以研究生为主，活动时间为每月的第一个周日，地点设在慈恩院教室。第一期的主要参加人员为2016级研究生班同学，闲师希望下一期有更多的研究生与法师参与读书角活动。

会闲法师参加“读书角”

读书角的形式主要是分三个环节：首先，主持人宣读读书角的原则及理念，并对主讲人及书籍作简要介绍。其次，主讲人把自己所读书的内容作以分享与讲解。之后，参与成员对讲解内容进行提问，主讲人作出回答。所有成员共同讨论与交流，体现出读书角的原则“各抒己见，重在分享；不论高低，和而不同；切磋琢磨，同学同习；激发睿智，法喜充满；读书修行，修行读书。”最后，由评议人会闲法师作评议。

第一期的读书角活动主持人女众部演修法师担任，发起人会闲法师担任评议人，主讲人是2016级研究生传云法师。

主讲人传云法师

传云法师主讲题目为《论佛教史研究视角的“三只眼”》，所阅读书籍为日本当代学者镰田茂雄的《简明中国佛教史》。镰田茂雄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以来专门研究中国佛教史及华严思想，是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权威学者。镰田茂雄先生著作丰硕，有《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宗密教学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史》（简史）、《朝鲜佛教史》等70余部。本书提纲挈领地对中国佛教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作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写得简明易懂，可以当做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入门书。

主讲内容分两大部分：

第一章

第一节 近代日本研究佛教史的发展进程

第二节《简史》的特殊论题&一般论题

第二章

第一节 飞鸟之眼：高瞻远瞩却浮光掠影

第二节 蜻蜓之眼：视角下移却蜻蜓点水

第三节 蚂蚁之眼：所见有限却精确细致

对于佛教史研究书籍传云法师总结了以下11种，并分析了每一部佛教史的侧重点与特色。

一、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发展轨迹

1、明治以后（1868年），村上专精博士与鹫尾顺敬博士共同出版《佛教史林》，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注重以教理史为中心的一部佛教史。

2、1906年，吉水智海师《支那佛教史》，作为通史的最早著作。

3、1907年，境野黄洋博士《支那佛教史纲》，属于近代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通史。

4、1921年，橘惠胜《支那佛教思想史》，以教理史为主体的通史。

5、1923年，伊藤义贤《支那佛教正史》，不仅使用了佛教史料，也使用了正史的史料，是以史料批判的方式叙述中国佛教史的一部书。

6、1927年，境野黄洋博士《支那佛教史讲话》，是以教理史为特色的著作。

7、1931年、1934年，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对中国各地佛教遗迹及寺院考察过的中国佛教史。

8、1936年，宇井伯寿《支那佛教史》，是一部阐明中国佛教学系相承、师资脉络的著作。

9、1939年，道端良秀《中国佛教史》，以教团史、社会史为重点的中国佛教史。

10、1965年，琢本善隆《中国佛教史》，运用严密的东洋史学研究方法叙写中国佛教史。

11、1978年，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

之后，对《简史》的特殊论题与一般论题作出讲解。

特殊论题： 《简史》是着重阐述政治与佛教、社会与佛教的关系。在《简史》的序文“本书既不偏重教理史，也不偏重教团史，而是为了阐明佛教在中国的大地和社会中是如何变成中国化佛教，如何适应汉民族的特点，在其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试图对此作一历史性的叙述。中国的变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国家权力与佛教教团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本书着重阐述政治与佛教、社会与佛教的关系。”

一般论题：引用陈玉女《中国佛教史的知识体系探讨》中总结的五点。

第一点，通论类。本文对于中国佛教史的论述，以历史分期问题来说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传入和容受—后汉、三国佛教”、“佛教的发展和巩固—东晋南北朝佛教”、“完成和昌盛—隋唐佛教”、“实践和渗透——宋元以后的佛教”。它是以“中国佛教”作为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与中国第一部佛教通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的大纲是相同的，但有别于1921年的橘惠胜《支那佛教思想史》以佛教的思想为主为历史脉络，对时代区分的“传译义解”时代，“独立组织”时代，“规范要求”时代，“渐衰退步”时代。如佛教传来中国的传说与史实的考证。

第二点，文化史类。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最为突出的就是异文化的冲突。其主要特征为儒佛关系、佛道关系、三教关系。

第三点，译经史类。佛教透过经典的翻译，与中国文化思想进行实质性的沟通。主要特征：格义佛教、旧译时代、新译时代，藏经的成立。

第四点，宗派史类。对于佛学的研究和诸宗派的成立，则是经过漫长的过程，从而呈现佛教中国化的现状。主要特征为东晋南北朝时期——学派佛教，隋唐时期——宗派佛教。（在书中特别明显）

第五点，教团类。教团为众僧聚合之处，管理制度的设立是维系僧团日常运作的必然措施。主要特征：教团管理制度与组织、教团的教育制度、寺院经济。

第二章 第一节 飞鸟之眼：高瞻远瞩却浮光掠影

传云法师分享了资料运用——佛教史学研究的思考

引用严耀中《试论佛教史学》中对于佛教史学的定义：

（1）狭义：专门关于佛教历史的，一般指佛教史家的专著，诸如《高僧传》；或专门论述佛教的有关史著，如《洛阳伽蓝记》。

（2）广义：包括所有有关佛教历史的记载和议论，如正史中《魏书·释老志》、《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晋书·艺术传》里佛图澄、鸠摩罗什、僧涉等一些僧侣的传记。同时还包括史料学，一切方志政书，诗歌文集、笔记小说，碑铭石刻中有关佛教的部分都可纳入其中。

本书作者镰田茂雄根据上述广义佛教史学的解读，对中国佛教史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是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态度去撰写。并且他几乎参考了与之相关的所有历史文献。从正史到野史；从学著作到笔记体小说；历代僧传到各种索引；自诸子百家之说，后至近人佛典泛论，上到帝王诏书，下有俚俗之谈；包含中英美日多国的历史文献。但其特点是简明扼要，所有在对现如今中国佛教史的概括有个整体的把握，但不是绝对。因成书于1978年，对于好多论题在现如今看来，已有更新的领域，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去看待本书的内容。

第二节 蜻蜓之眼：视角下移却蜻蜓点水

指摘本书的研究重点有二个：

（一） 僧官制度

背景：北魏太和元年（477）前后，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宣武帝（512—515），僧寺尼院共计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北魏末年，僧尼徒众二百万人，国家大寺四十七所，王公贵族建寺八百四十九所，百姓建寺三万余所。

定义：僧官，就是国家从僧侣中选拔任命、以管理监督佛教教团为目的，统管僧尼进行法事的官吏。

系统：南北朝的僧官分为北朝系统的沙门统（道人统、僧统、昭玄统）和南朝的僧正（僧主）两大系统。沙门统起源于北魏太祖时法果所担任的道人统，僧正起源于后秦姚兴时僧䂮所担任国内僧主。

北朝僧官：

北魏（396）初期：中央衙门（监福曹）—长官（道人统）、

次官（都维那）

地方衙门（僧曹）——长官（沙门统）

后来监福曹改为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之沙门县”

昭玄寺——上座、寺主、维那

职权：僧侣犯杀人以上罪由俗权判决，犯杀人以下的罪则是由昭玄寺按《十诵律》、《僧祇律》等内律和僧制判决。

僧团的财政：僧祇户和佛图户制度，即有独立的处理僧祇栗等权力。

北齐文宣帝（551年） 发展期：昭玄十统（昭玄大统一人—昭玄通统九人）

西魏文帝（535—551年）立昭玄三藏

职权：佛教界内的礼法、道德和教学方面的监督人。

南朝僧官：

僧主——悦众—僧录、僧正——都邑僧正——京都邑维那

分权： 天下僧主——地方僧主

齐朝：京师建康设置天下僧主，江北地方的实权由南衮州僧主掌握，东土僧主则掌握东土三吴地方的实权，荆土僧主掌握西方的实权，南海僧主掌握南方的实权。

在北周武帝废佛运动，隋文帝杨坚开始复佛运动。隋开皇（582年）六月发布建设大兴城的诏书，把新都命名为大兴城，还建设的大兴殿、大兴门、大兴县、大兴国、大兴善寺等。大兴善寺是国寺，并将菩萨僧迁居大兴善寺。当时隋大统，昭玄大统、昭玄统、外国僧主。

唐代，僧官是处于功德使（宦官）俗官隶之下，对僧尼没有审判权，僧官的权力显著缩小。唐代僧尼即便是犯轻罪也有国家法律来治理。中央设置僧录，地方设置僧正。

宋初，最初是隶属功德使，北宋末转为鸿胪寺管辖，到南宋时则改隶祠部。

明代，对僧侣和寺院的监督是通过礼部所属的僧侣衙门。明太祖将善世院当作统辖佛教的机关。善世院设立于金陵的天界寺，任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僧官。后来建立僧录司制度，并有在京和在地方的两个机构。

（二） 社会的佛教信仰——“义邑”、“法社”

北魏：以在家佛教徒为中心的信仰团体，叫做义邑。义邑主要是为了建立佛像而结成的信仰团体，义邑的团员叫作邑子。其中大部分是在家人，但也有邑师的出家僧人。巡回义邑进行传教。现存资料记载，义邑始于北魏483年造像铭，从中可以看到邑主至维那计一百三十九人的姓名。在543年，河南登封出现“义邑五百余人”的记载。

邑师—传教人；邑维那—处理义邑事务；教化主—教导工作；

劝化主—劝助布施财物；道场主或佛堂主—筹建佛堂和集合场所等；

钟主—献助佛具；经主—经典；灯明主—灯明；

像主—为建造佛像而出钱的像主；供养主—佛像竣工后专门负供养之责

唐代：以诵经佛教经文和开设斋会为主要活动，主要是以弥勒、释迦、弥陀、观音等，所要祈愿的是以现世利益为目的。据《益州福寿寺释宝琼传》所说，宝琼领导的义邑必由三十人组成，各持《大品》一卷，以备平时诵读。每月开设斋会，各邑人依次念经。这种义邑有上千人，集中了许多人。

社会的佛教信仰——“法社”

法社是一个以和义邑同样目的而结成的信仰团体，一般认为法社系庐山慧远所开创。南北朝法社特别发达，以慧远为中心结成法社，其中世俗人以贵族、官僚、知识阶层为主。南方法社以贵族为中心，北方法社则以平民为中心。北齐有一沙门道纪一面巡回邺下的乡村，一面采用奉行八戒、举行法社斋会，不许屠杀生灵等方法进行布教，由于他努力建社，使许多人受其感化。

唐代法社：在天宝之乱之后，出现了西方法社、华严社、菩提香火社、香火社、九品往生社等的社邑组织。并且影响到了五代时期，尤为特别关注的是永明延寿的结社活动，以此提供了以“结社”为主的思想群。但是在宋代以后，这种以净土信仰为主的念佛社的现象也特别多，但在文中并没有作为重点，而且本书说是侧重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与社会研究。

第三节 蚂蚁之眼：所见有限却精确细致

传云法师总结为三种类型：

一、结论型：

第一、后汉明帝感梦求法完全不是历史事实。（1978年）

论据：（P12—13）第一、感梦遣使这事本身就非常奇怪，楚王刘英信仰佛教是明确的，而且明帝做太子时就和楚王英很接近了。因此明帝理应早已知道佛教的存在。

第二、所说明帝派到大月氏国求法的使者张骞是前汉武帝帝时代的人，在明帝以前大约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张骞奉武帝之命到大月氏国去并不是为了求法。

第三、求法传说中所列举的秦景和王遵等，在别的文献上未有出现，历史上是否由此等人物是个疑问。

第四，关于替明帝解梦的万事通傅毅，明帝时他还是个少年，不可能在朝廷做官。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后汉明帝感梦求法之考证，汤用彤先生给予了七点评价。并指出了他治佛教史的态度，“汉明求法，无人现虽不能明当时事实知真相。但其专硕，应有相当依据，非向壁虚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

僧祇户和佛图户制度的弊端——寺院经济

僧祇户：特定的户，要承担每年向僧曹缴纳六十斛栗的义务。

永平四年，宣武帝的诏书：1.僧祇栗的贷出要附加高利，催收债务不考虑水旱灾难；2.利息超过本金；3.改变契约，增加贫民负担。

佛图户：重罪犯和官奴贬为寺奴而从事打扫寺院和耕种寺院土地等劳役的人，即置于佛教教团管理下的奴隶。

熙平二年（517年）灵太后下的禁令：一、今后不许奴婢出家；二、凡僧尼度济他人的奴婢，要迁移到五百里以外为僧；三、今后不许僧尼收养亲戚和外人之奴婢的儿子以及达到一定年龄就私度为弟子，犯者令还俗，被收养者令回原籍。

二、思维型：

1、佛教中国化——移植论还是嫁接论？以鸠摩罗什大师为例

原文：鸠摩罗什的译经活动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使中国佛教从移植期转入成长发展期的原动力。

鸠摩罗什才是印度的中观派佛教和主要大乘经典移植到中国来的最有功劳的人。（P55-57）

2、昙鸾从《观无量寿经》的念佛观转变过来，最初确立称名念佛。—口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遍成佛？(P121）

——称名（佛名、经名）&念佛（忆念、观念）

3、法照生死年代未详？（P247）

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利用新的资料考察了法照的籍贯、生卒年代、生平事迹。驳斥了琢本善隆的说法。刘长东认为法照是陕西汉中的洋县大漡里人，俗姓张，生于天宝五年，卒于开成三年（838年），亨寿九十三岁。

三、待考型：

1、《郁迦长者经》解读—东晋教授在家修菩萨的经典—早期居士教育

2、在魏晋时期般若空学的背景，支遁以对《般若经》和《维摩经》的研究树立了即色派。但在元朝昙噩撰写的《六学僧传》中，是把支遁的传记编入戒学中的弘法科里的呢？这是为什么？

3、道生提倡三种学说——善不受报说、顿悟成佛说、阐提成佛说

4、佛教与一带一路的思考——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智猛《历国记》、《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

在讨论环节，同学们逐一提出问题与传云法师探讨、交流。

智瀚法师：

1、题目的“三只眼”具体指什么？三者的关系与内在联系是什么？

2、如何解释“通史”，佛教的“通史”该如何界定？

3、从哪个角度写佛教史可以填补教史的空白？

4、对于序言中的佛教已融入我们的血液中，佛教是如何中国化的？

天显法师：在研究佛教史中，是如何界定佛教初传的？是以地域还是经典的翻译，或者是帝王的信奉为佛教传入的始端呢？

能智法师：佛教中国化是嫁接论还是移植论？

心悦法师：佛教义邑与法社的组织，是以民众为主还是以王权为主？

传云法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与详细的解答。

最后，由读书角发起人会闲法师作评议。闲师首先对传云法师的发表给予赞叹和肯定，并对其内容作出画龙点睛的评议。首先，传云法师提出很好的研究视角“三只眼”，可以作为以后研究的一个方法和思路。从日本人的研究角度提出十一点，总结的出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传云法师的读书角度是“三只眼”。首先，闲师评议说，“飞鸟俯瞰”，是宏观性的，站在高远的视角对佛教发展史作出概括。采取“飞鸟掠影”方式选取资料与运用资料，具有客观性和针对性。其次是“蜻蜓点水”，对于重点的把握很明确，在一个关注点上进行研究与探讨。如对“僧官制度”的解读，从南北朝的僧官制定及职权方面分析，与处于当代的我们该如何弘扬和发展佛教，提出建设性的思考。闲师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于利弊该如何权衡。重要的是僧团内部需要自律的，僧团的清净才是佛法的命脉。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如佛教造像，造像目的与造像风格都有本土特色。闲师又说，译经师在翻译经典时，是否有加入其主观思想，时代背景如何，译经师的译语特色，佛教是移植的还是嫁接，以及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带一路”等等问题，这些都关系到佛教中国化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视角不同，分析问题的思路不同，但是佛教的终极目标及根本精神是解脱。因此，闲师总结说，最后是“蚂蚁眼”的精确点，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生脱死而服务的。修行就是要有一个精确点，读书人就要有一本精读书。法师说，这次的读书角举办的很成功，研究生应该学会读书与思考，读书时应该有新的思维和视角。

最后闲师开示说，作为研究生要能读书、会读书、读好书，而且把书读好，这是研究生需要具备的读书能力。

最后，大家商议决定下一期的读书角内容安排，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研究生读书角第一期圆满结束。（文：女众部演修/图：智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