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许多人而言，门或许只是一个出入口、或是附庸等说不上有何种文化内涵，遑论审美文化的意蕴？但在我们详细审察门在中古建筑中意义，就会发现门的产生之始便超越了单纯地为居住而建筑的目的，而是向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和文化乃至精神等深入维度而延展。李允鉌先生说：“建筑的发展基本上是文化史的一种发展。”然而，在佛经中“门”是一种修行的方式，如何将其从文字上的理解到最终目的，需要看法“门”有何种意义。所以本文主要从门堂制到明堂制以及方位乃至佛教的“法门”做出简单的探讨。

一、门堂之制

门堂之制是出自礼制，在《三礼图》中有详细说明。《三礼图》中的礼制部分规定了宫廷建筑的内容与构造，并将其作为国家一项制度确定了下来，当宫廷建筑成为一种基准或者形式后，诸侯与士大夫等的衡宇制式也慢慢被确定下来，成为门堂之制，门堂之制的平面秩序是从宫室制中而来。宫室之制，如《新唐书》中曰：“宫室之制，自天子至士庶有等差。”指出把建筑辨等作用视为建筑的基本要求，建筑的所有者不去追求华丽的建筑装饰，应当选择与自己身份等级相适应的宫室建筑。所谓：“为之宫室台榭……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看出宫室之制的等级秩序化，并不求外部的护理及装饰。然而在此二者中看到的秩序的建立、不同尺度的空间的不同用途，又如何将“礼”糅合在生活的各方面，从个人到社会，从家庭到国家，在追求全方面的秩序与和谐，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礼制秩序的重要特征。

李允鉌先生在《华夏意匠》中对门堂之制的解释是：中国古人的“礼制”（个人意志）和“玄学（自然认识）支配下产生的中国建筑，其建筑的设计和内容、形态和图案，都再此基础上产生，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门堂之制。”然而，门堂之制的核心内容，主要是门、堂分离而出，这是中国建筑的特点。但是追溯到中古最早时期，门、堂二者是相连的，由于生产力的限度与粗陋的技术，建筑还停留在功能单一且布局集中的最初的状态。随着时间脚步的日新月异，生活习惯不断地变化，形成场景的不同及功能多样化，人们对建筑的要求随之复杂。从夏朝开始，开始有了前庭后院、登堂入室，慢慢地将门与堂从相对的分离到或为独立或为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门堂分离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平面布局展开的基本原则，以庭院为中心、四面分别布置着堂屋、门屋、廊院或围墙。

（一） 门

门是简化字，门的繁体字是“門”在甲骨文中的门字的写作是“”从形象上看出门的形态是由门框、门楣及门扇组成的基础门型。清末时期的罗振玉在《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对门字形的解释为：“象两扉形。次象加键。三则上有椙也。”从这一疏解来看，它强调门楣，是以两扉形为主要构成元素。然而，现在所写的门字，在古代还有閅（men）、闥（ta）等不同的写法，都代表“门”的意思；还有关于门的称呼，如“闉闍”是城之重门，“闈”指宫中的门，比闱小的门名为“閤”或“閨”：“閈”（han）或“閎”叫巷门，“闾”叫做里门，“阎”叫做里中的门，“闠”是为市区的门，“阙门”是以中正示人而为人所仰等，所以，赵广超在《不只中国木建筑》中说：“没有一个民族，会像奇妙的中国人那么重视门。”可见门蕴藏着千百年间昔人对门的依托；可见，门亦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内外出入口称作门，二指国有国门，家有家门，城市、住宅或有一门，或多个门，所以，《玉篇》曰：“门，人所以出入也，在堂房曰户，在区域曰门。”门与户所处的位置不同，在逐渐的发展中，堂室门与院落门皆称为门，户就是指堂室门。在《道德经》中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说明了设置门，内部空间方能使用，故门内外是内外的空间，以门为连接点，空间就更为清晰了。再门主要说明两种基本功能——实体门和虚体门，实体门是指宫门、城门、宅门、院门室门等有两扇门的门，虚体门包括阙门、牌坊等无门扇的门，属于虚化空间的界定，这两种门都起着连接或分割空间的作用。门最初以“通行”为终极目标开始，发展到成为彰显地位，身份的对象，以及防护屏障的作用，故《释名》曰：“门，扪也，为扪幕障卫也；户，护也，所以谨护闭塞也”，也是实体门有防护屏障的作用。

（二）、关于门的装饰设立与身份的对应

关于“门”在《考工记·匠人》中记录着都城形制为：“方九里，旁三门”，方三里是指方圆三里，方圆是面积的用语，杨宽指出：“《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都将《逸周书·作雒篇》中的'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引作'方千六百二十丈'，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计算，正好方九里。《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方九里'相合。”城都从整体上划分为9个区域，且在城的每边各开3个城门。在西周时期的宫门设计是“三朝五门”之制。“三朝”是属于君王听政的地方，即外朝、治朝与燕朝；与《周礼》中的天子门制：“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同样，郑玄认为有天子九门：路、应、雉、库、皋、城、近郊、远、关等门。皋者，远也，皋门指在王宫最外的一重门；库有“藏于此”的意思，故库门内有库房；雉门有双观；应门是治朝之门，故居此以应治之意；路门又名为“毕门”乃燕朝之门，门内即是路寝，是天子及妃嫔居住的地方。此三朝五门、九门等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在王朝设计都城时所袭用。统治者的建筑有了标准后，诸侯、士大夫等房屋的形制就得到规定，来显示地位的尊卑有序，如《礼记·礼器》中记载：

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位贵也。

由此可见，人们对门的要求与社会上的等级尊卑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事天下者准门最多是天子的门堂以九尺，士夫阶层只有三尺，这与《左传》中所说的“名分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的要求符合。

对于门的建筑大夫士宫室皆有外门，此门或称为“大门”，在大门里面又有寝门、庙门，称为左寝右庙，庙门在大门内东，寝门在庙西，寝门与大门相直如《士冠礼》中记载：

主人与宾入，每曲辑。注云：入外门，将东，曲辑；'直庙，将北曲，又辑。'若然，庙门在大门内东，寝在庙西，寝门必与大门对矣。

《士冠礼》中指出：“宾出，是主人送于到外门外再拜”，此即宫室外门、大门。关于门的方向李如奎做出定论：宫室之制宫必南乡，此其于经可考者。寝庙宫室，左宗庙，右社稷，亦皆南乡，庙在寝东。寝庙皆有门，其外有大门，大门又称外门，所谓：“凡既入外门其向庙也，皆曲而东行，又曲而北。”

门钉的装饰也有等级之分，如《说门》中说：“宫门用门钉最多，为9行9列；亲王府9行7列；郡王府9行5列；庙门多用7行7列；而普通百姓之家则不得使用门钉。”以此推算，宫门共有81枚门钉，亲王府共有63枚门钉，郡王府共有45枚门钉，庙门共有49枚门钉；在别处记载公侯共有49枚门钉，官员共有25枚门钉，百姓的建筑不得使用门钉。从门钉中见到等级之分，最高的帝王之门方可用81枚门钉，除此之外，门的颜色也有讲究，宫廷中门建筑多用红色、黄色，象征着“皇权至上”的意喻。如黄色是土壤与山谷的颜色，在《禹贡锥指》中将关中平原的土壤定为上等土壤：

厥土惟黄壤，林氏曰：天下之物，得其常住者最贵。土色本黄，此州黄壤，故田为上上，而非余州之所及。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传曰：田第一，赋第六，人功少

黄色的土壤被认为常性的，且定为“上上”，原则是这样的土壤疏松且有肥力，便于原始时期的农耕，投入的人力少且收成多，故将其寓意为国家与社稷，因此它逐渐被皇室所用，而红色可以将黄色与青绿色调配后成为朱红色，也是宫殿所用的。如《春秋谷梁传注疏》中记录：“礼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仓，土斢”，而鲁桓公“丹桓宫楹”是不合礼法的行为。

二、佛教法“门”之义

世间之门通达之义，佛陀开设的法“门”亦有通达之义，总的概数有八万四千法门，门门能通达涅槃之道，那么，它是如何通向涅槃之道，在何种情况下证得自在之果？需要做出辨别之义，下文将简单地回答如何通达佛陀开设之法门，如《楞严经义疏释要钞》卷三中记载：

通达一切法门者，初破无明，显法性时，所有百法明门一时开现也，明门者，明者慧也，门者通达也，得此忍时，于多百法门而得自在，于剎那顷证百三摩地，应百界化生等。然，斯即是三德开发也，谓发一切功德，发一切智慧，发一切境界，故名通达。

通达一切法门是证果之时，故其之前提在于破除无明，方可证得我法二空，也是断除我法二执，方可证得涅槃之果，故无明破时，即显法性，是“即”而不是普通的“是”，即与是是两种含义，天台宗明“即”有“六即”义，它是天台所立的六种行位——理即、名字即、观行即、相似即、分证即与究竟即等六种。除理即佛是人人本具的佛性外，其他五即可从藏、通、别、圆等四教分析所证之果与所得之位。故在显佛性时，所有一切法门皆能显现，为何法性显时，一切法门皆显？因为佛陀是根据一切众生的需求而说法，故一显一切显。然而，明者慧也，慧是断烦恼的利剑，明是断无明后的状态，它的有自在、清凉之义，所谓“忍”亦是通达诸法实相之义，《法华经》曰：“住忍辱地，柔和善顺，而不卒暴，心亦不惊。”对于住忍辱地之义，智顗大师在《妙法莲华经文句》中曰：

住忍辱地故身安，而不卒暴故心乐，观诸法实相故行进。又法门者，安名不动，乐名无受，行名无行。不动者六道生死，二圣涅盘所不能动，既不缘二边则身无动摇。

行者对顺逆之境不起三毒，故能身安，是真住忍辱之地，因为身安故不卒暴，便是心安，身心安乐则道兴隆，所以观诸法实相，是道进之义。台宗圆教之义明众生之理即佛本来具足，故有“无动、无受、无行”之理，凡圣皆在一心中现。正如《大慧普觉禅师普说》中说：“迷悟在众生一念间，一念迷，便受沉沦；一念悟，当体寂灭。所以，《法华经》云：'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说明迷悟只在众生一念间，一念心迷，便有受沉沦之苦；一念心悟，当体即得自在。如能了知此心的造业当下无自性，乃至众生生起颠倒之心造业受苦亦无自性，只在本人的一念迷或悟之间，若起智慧照破，善恶皆不可得。因此，举《法华经》作证，所谓：“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用以说明所证悟之境，人人本具，所差别只是迷、悟之不同而已。证得三昧后，隠本而垂迹，应众生的需求而利益众生。法身、解脱、般若三德开显，一切功德、智慧、境界同时具足，是为通达佛陀所开设之法门。

小结

在中国古典建筑史上，独特的中国建筑文化，因“门”而独特，它饱含历史韵味，留下了经典。它标志着地位与资望，记录着历史与文化。古人云：“宅以门户为冠带”，又云：“入必由之，出必由之”世间的门亦是如此，出世间的法亦有相同的意义，人们依佛陀所开示的“法门”修行，而悟入真谛，并于其中能任运而行，利益众生，故如前文所说：“入必由之，出必由之。”

三、门堂制中的“堂”制

“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空间类型多指高大宽的正房空间，是开间式的建筑单体，建筑的方向是坐北朝南。首先在《礼记·大传》中记载：“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圣人南面而制天下”圣人是朝南面来治理天下的，那么作为施政的场所也必将朝南而立，这就是解释宫殿一般是朝向南面。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朝向不止于纯南向，还需要看地势与气候的问题，如冬季西安地区西南侧的阳光最强，西南朝向能确保冬季阳光所照之处的暖度，扬鸿勋先生曾分析过《诗经·斯干》中的：“西南其户”的说法，认为半坡遗址的北侧建筑群面向西南侧的原因在于能获得更好的日照，当地太阳偏西时阳光入室的深度最强，光照也最强。这是由最初的纯南向转向四季分至日的南向、东南向与西南向三向，说明了古代的建筑通过观察太阳所射的情况而选择，建筑的方位，但选项还是以“南”为主。在《洛阳伽蓝记合校本》中曰：“灵台东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于辟雍之西南，上圆下方，八牕四闼。”这就是“堂”的方向位置的说法。

对“堂”的解释在《说文》中说：“堂，殿也，从土，尚声”，尚声兼义。”说明高出地面的状态，从土说明本意为高出地面的土堆的意思。在上古时期堂是没有门，堂上东西两侧有两根楹柱，堂的东西两面墙称为序堂内靠墙之处称为东序或者西序，堂的后方有墙，将室房的空间隔开，形成前堂后室，亦称为“堂下周屋”，其包括东西两侧的厢房。堂是不住人的，在狭义上堂的空间是指建筑前部分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所以堂是建筑物的主要功能部分。

（一）、堂的构建

堂的构成是由台、柱、间、梁、拱、顶，墙等组成。台是一种弥补中国古建筑中单建筑不够魁岸宏伟的不足；柱的用料是以松木或桐木制成的圆形木头，用多根圆柱支撑屋面而形成梁架，成为“堂前松柱”；间是用四根圆形的柱子围成的空间，迎面的称为开间，纵深间数是为进深，在组合上开间是为奇数，开间的数量代表等级的高低；梁是建筑骨架的主要部分，在中古建筑中梁是架于圆柱上构成屋脊，是用松木或榆木或杉木的材料形成；拱的总称斗拱，是古代建筑独特的构件，是用来支撑荷载梁架，挑出屋檐，具有装饰的作用；顶是屋顶，它的类样式多，但是以重檐歇山顶与重檐庑殿顶为级别最高；墙是房子两侧尖形的墙面。

前文说明门在建筑上而显现出社会身份的关系，然而堂的建筑的宽度和广度显示受用者的身份地位，亦为礼制的体现，如宋代的《营造法式》中对堂内部空间的要求：

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商人，重屋堂修七寻，堂重三尺。周人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重一筵。郑司农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商度以寻周。以筵六尺日步，八尺曰寻，九尺曰筵。

文中对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形制与规模乃至大小的要求都是详细地规定。再者，除了门堂之制外，堂还包括明堂，故有明堂制。孔广森谓“明堂周垣有四门”：

《三朝记》曰：“天子盛服，朝日于东堂。”此明堂之东门也。虎闱，盖西门也，取西方白虎名之，《逸礼》曰“西北称闱”。玄閫盖北门也，见《周书作洛》。

四门是指东堂有东门，虎闱指西门，玄閫指北门，但孔广森又认为四门皆是指台门。

孔广森认为：“堂广十四步”每步六尺，则堂广八十四尺，按三分之二的算法就是五十六尺，则明堂大门的尺度五十六尺，若取堂广三分之一，算好是二十八尺，另外，钱玄据孙诒让所说推算堂室广修之度，在《三礼通论》中曰：

按孙说，则以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之正堂为根数，门塾东西两间，其广度各二十七尺，南北又各两间，其深度各二十一尺。

钱玄对门塾东西两间的算法的广度是二十七尺，和孔广森所说的二十八尺接近。这是对于门与室之间的距离尺度。《礼书通故·明堂礼通故》：“殷堂修广皆五丈六尺，其堂基倍之，故云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考工记》殷堂崇三尺……堂基之方一百一十二尺……其舜，天子反于堂上之筐，诸侯反于堂下之筐。”《礼书通故·宫室二》：“《疏》家云：'土堂高三尺，阶三等，以此推之，天子堂高九尺，阶九等，诸侯七尺，七等；大夫五尺，五等。敖继公云：《考工记》言而有信，天子堂崇九尺，以是差之，则公侯伯七尺，子男大丈土同三尺。三尺，三等阶。'”例多不赘，这些引文都说明了“堂”指的都是高出地面的房屋台基。

在《考工记》中记载周朝人所设的“明堂”是“堂崇一筵”的状态，描述堂仍为明堂下的高台，所以“堂”本来就是隆起的土台子，又因为“明”字最初是由日与月组合而成，因此，“明堂”的最初意思应是祭祀神祗的土台子。王炎《双溪类稿·卷二十六·考古杂论·明堂论》云：“明堂之制度……先主之祀，非特裡祀上帝于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坛。”明堂中四堂的出现源于明堂功能的演进，《明堂大道录》曰：“室以祭天，堂以布政”。室作为神圣空间的象征得以继承，而堂作为政治权力空间核心出现于明堂建筑布局当中。明堂在这里成为政治的原因是由于祭祀，祭祀是古代君王权威之义，是为天子不可缺少的部分。

最后，《释名》中曰：“古者为堂，自半以前虚之，谓堂。自半以后实之，谓室。堂者，当也。谓当正向阳之屋。”意谓处于堂后的室，其形制不像堂那么虚敞、外向，封闭性、内向则是室的空间特征。所谓“堂者，当也，”是指位于居中的位置，而向阳之屋，有堂高大、开敞之意。在《正史佛教资料类编》曰：“明堂是正阳之位，至尊所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会，神灵依凭。”这里说明堂与室的区分，表明了堂的 “中轴”位置。“中”之所谓者，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中：内也。从口。|，上下通”。而萧兵先生与姜亮夫赞成《说文解字》的说法，认可“中”字虽有很多写法，但是其“|”是不变的，可认为其源自于正中定位和沟通天神的“神杆”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二）、寺院殿堂的建构

佛陀在早期就在《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中对寺院的建筑做出说明，传到中国后道宣大师对再次进行撰，再者在宋·道诚：《释氏要览》中记载：“齐，灵裕法师《造寺诘》十篇，且明造寺方法准正教。”是为寺院建立的规制书。然而，佛教寺院的建筑发展到宋朝时期的规模是相当大，同时，由于地区、宗派的不同在布置上有些不一样，但又有某种趋近一致的倾向。

寺院中布置是将沿中轴线来设计寺院的山门、大殿与法堂。在《临安志》记载寿圣禅寺的建构是这样的：“寺之成规毕备，三门、两庑，演法有堂，库室、钟楼、云堂、方丈，潭潭奕奕，甲于诸方。”寿圣禅寺的建筑，法堂正是在中轴线的位置，有着与圣沟通的功能。（下文将会对中轴线的意义做出阐述）另外在南宋临安仙林寺：“创为三门、佛殿、药师殿、法堂、佛阁、戒坛、寝室、方丈、僧堂、厨库、廊庑、钟楼、磨坊、病院、选僧、浴厕，无一不备。以昔之榛苇之地，易于化城之所。”此以极为简单的语言描述寺院的布局，沿着中轴线，有三门、佛殿、法堂。方丈室；佛殿的左右，应是廊庑，佛殿的前面是为钟楼与佛阁相对（佛阁是观音殿），廊庑的西边有僧堂、戒堂，廊庑的东边有厨库、磨坊、选僧堂，另外病院、浴厕等在布置在寺院的东西两侧。

三门设在中轴线上，除了是寺院的出入口外，还有另外象征性意义，是从俗入圣的清净解脱的过渡空间，《禅林象器笺》引《释氏要览》云：凡寺院有开三门者，只有一门，亦呼为三门者，何也？《佛地论》云：大宫殿，三解脱门，为所入处；大宫殿，喻法空涅盘也；三解脱门：谓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今寺院，是持戒修道，求至涅盘人居之，故由三门入也。从此处可见，寺院中的三门有解脱之义，文中所说的“涅槃”有“自在”之义，因为寺院中僧人修道持戒的原因而证得“自在”，所以三门有证得解脱的象征。执笔于此，可以看到殿堂的建设正在三门之后，它是到达自在的根源，因为在殿堂中僧人可以与菩萨对话，诉说着自己对菩萨的敬仰，以及对修道的体悟，乃至如何从烦恼转向菩提的自由之路。

（三）、中轴线的意义

为何寺院的三门与主要殿堂都是建在中轴线上，这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需要简单看看中轴线在中国文化中意义。然而“天圆地方”在古代人们的思维中表示为地是方形的，是有边际的、在四隅处都有柱子支撑着天空。而汉字的方形体态与神话宇宙观、传统意识不无关系，尤为代表的即是“口”（古围字）字系列。“口”所体现的边界与领域意识传续自宇空观中的“中轴三界”观念，在其后衍生序列中的意识范畴、实体范围均与其所表达是从“中心到边界”识相关。在《吕氏春秋·慎势篇》中曰：“古之帝国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中之中而立宫，择宫中之中而立庙。”从中可见，择中的观念与中央集权大一统思想的成熟息息相关。不仅如此，“中”是具有神圣性的，在《大戴礼记·盛德》中云：“上圆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在《白虎通疏证》中记载：

《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外圆者欲使观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圆内方，明德当圆，行当方也。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圆下方，八愈四阔，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闼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

总而言之，辟雍外圆内方是教化之所，明堂上圆下方是布政之宫。两者有完全不同的空间功能， “明堂”与“辟雍”是礼制建筑的组成部分。“圆与方”不仅是辟雍和明堂的建筑构成形式，同时更是通过上、下、内、外等不同方位组合成的礼制建筑，连构成更加与礼制相吻合的空间，传达出错综复杂的历史意义。而明堂作为宫殿中“象天法地”构建的神圣空间，其上与天链接、下与人相连，负责贯通“天人之礼”的重任。然，从寺院的建筑来看，大殿的建筑放在中轴线也有相同的意义，是僧人与菩萨的沟通方式；再从建筑形制的角度看，明堂的“上圆下方”的外在形态与“方台环室”模拟，并且以通天屋对于三界结构，从明堂的源流属性而言，明堂本身就由上古坛台的继承而存在，也成为链接天人的中枢。在《月令明堂》中所说的“燕居”左旋行为更体现出对北极天中紫微星象位置的拱卫和对宇宙自然流转时间的模拟，是将宇宙时间空间化在明堂之中，使明堂成为宫城最神圣的中心。

然而，于宫城之中的明堂制是对天的直接效仿，将宇宙空间模式中的“天圆地方”、“三界——中枢”、“中心——边界”直观的体现于建筑形制之上。此外对于“通天”的向往也直接体现于“通天屋”之上。同时，这也符合早期人类的认知规律，首先是从形态、尺度、态势上表现神话宇宙原型的空间观。而随着礼制学说的不断发现，神话宇宙观的实现不再依赖于垂直的“通天屋”模仿下的天梯，而是以更为理性的观念去理解“象天之形”。而象天通法如秦咸阳城的规划中的渭河，用它比作天上的银河，而咸阳宫则象征着北天极并为都市中心，各宫殿环列在它的周围，形成拱卫的型，构成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古代“帝居”为中心的天体形象格局，因此宫城中心的建筑形态与演变证明了这种趋势，通过秩序性的三朝五门构成的层层门堂去模拟神圣的路径，将“象天之形”演化为“象天之意”在大地上展开。“三朝五门”是“象天法地”本来的目的就在于效仿“天地”的法则来建立人间的秩序。另外，宫城之中的门朝之制还是门堂之制所代表的“中”原型“礼制化”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对其“门——庭——堂——室”在形制上的程序化和数量上的等级化，以宗法伦理制度形态的形式表现出“三朝五门”的宫室等级制度。而一系列的门阙及其所限定的空间在纵向上顺序布置，不仅形成纵深式的空间格局，同时造就了宫城的中轴线。

“王五门：皋、库、雉、应、路也”，五门以南北中轴依次排列。其中四门源于对于明堂四门的继承，而路门则是由路寝产生后增加的院落门堂。天子三朝具体分为内朝、治朝和外朝，内朝又称为燕朝，与路门相对应，为“王国宗人嘉事之朝也，太宰小臣掌焉”。治朝于之对应的理政场所是应门，治朝又称为正朝，是天子处理国家政务的地方。外朝相对应的是皋门，主理国民之事。三朝所形成的三级空间的顺序是“宗祖、朝臣、国人”，可理解为从公众为始的走向天子的神圣路径，在内朝构建了最为神圣的至圣所。

再者由明堂制逐渐转向门朝制的过程中，明堂四门向纵深门朝演化，明堂也从宫城向南郊迁移，但并不意味着宫城中的神圣空间就此消失，在此进程中，路寝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说文》解“寝，卧也”，早期的路寝作为王室处理日常政务和沐息的宫殿，仅是明堂建筑的从属者。随着王权的增长，路寝逐渐成为天子日常政务、礼制仪式的场所。

在中古建筑中门堂制，并不是单独的一个建筑，而是建筑群，最简约的便是一个一进的落院，它包含着大门与堂屋，但二者是分开的，所以名为门堂制。堂屋是古人活动的重要场所，正因如此，“堂”成为古建筑的精华所在，成为礼制的一部分，在轴线的主导下，依次排列门屋和正堂，再配以两厢等其他横轴线建筑，因此，“堂”在一座古建筑中的地位之重。

四、清规禅堂中门的方位象征

清规中丛林的执事的站位复刻中国文化，而丛林新请的“新命”与本寺的方丈所站的位置有所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礼制中的关于方位与门的关系，再谈门所凸显显的社会礼仪与象征的意义。

（一） 方位来源

所谓方位，在古代汉语中，“方位”用两个单音词“方”和“位”来表示的双音词。“方”字是从古人观察竿影中得来的，《易经》说“天玄三光，影见四象。刀刻连接。地矩成方”，指明了“方”起源 光”即日光、月光、星光的影子中，如果将影子每年在春分、秋分 夏至冬至四时的端点相连接，即形成了“方”。故“方”字的来源为“玄”字头的“”底下加上一个“刀”字，其字形验证了“方”字最初的起源为具有四维指向的空间词。“位”字在甲古文是演变到金文是皆是“立”字，原意为个人站在某地。早期没有单人旁，小篆时期加了单人旁使之变成了字，形象化地表达了一个人站立的地方就是“位”点，因此“位”字最初表示个人站立的“点”，为“位置”或者“地点”。再者，“立”字本来就有一个人，“位”中再增加“人”，就更突出了这个“人”的重要性。所以《说文解字》中说，“位”本指朝廷中群臣的位列，而在古代的君臣在朝廷上议事，都要站立在与其身份、官职相对应的位置上。这种站位的制度并不限于朝堂，而是全面贯彻于古代各种祭祀、典礼等重要场合。这样一来，“位”自然就有“官位”的意思了，引申为各种人和事物的位次

西周时期的儒家经典《周礼》提到了“方”与“位”，书中指明了它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周礼·天官·序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此处分辨了方与位的礼仪成为历代皇帝建国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方位”二字最早并不是词组，是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张衡在《东京赋》中提到“辩方位而正则，五精帅而来摧”作为首次提出了“方位”的概念，将“方”与“位”联合使用，才有了的“方位”之义。

然而，方位问题是古建筑中重要的文化因素，但中古时期关于方位的概念却需要从两个不同的谱系中加以探析，一是见之于儒家经典，并获得官方认可的方位体系，这是一个以正交方向为基础，也包括斜交方向的方位体系，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方位、色彩、季节、五行、音乐等多种文化要素的统一，同时，内蕴有宾主、君臣、长幼、尊卑、男女、礼敬等多种仪式性要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二，则主要隐藏于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与住宅方位相关联的阴阳术数与风水理念中。而即使是风水术中的方位概念，但对于风水术在这儿并不谈及。

（二）宾席方位

周代仪礼中的方位与朝向，还没有后世民间风水中流行的方位谱系中复杂而富于变化的吉凶概念，它的基本原则是明确上下尊卑与主客礼敬等关系。《礼记》中的方位象征有所不同：

 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

 古人是席地而坐，西方的座位最尊贵。宾主相见，则让客人坐西方，以示敬重。这个座位称为“宾席”，坐在这个座位上的客人就被称为“西席”。

上文的意思是说，如在一个饮宴或交谈的席上，席为南北向设置时，坐于西方者为上，而东方则为下；席为东西向设置时，坐于南方者为上，而北方者为下。那么，这里的方位上下秩序，与《礼记》中的具体描述并不吻合。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人的方位谱系中，对角斜交方位中，也蕴含了尊卑与礼敬的含义，这一点在汉以后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来。其意义与《周礼》中将庭院阶前的东、西两个方位分别划分为主人方位与宾客方位的方法一样，将西北方与东南方也做了主宾的划分：

冀，东南方，主人位。

初成乾西北方，宾之位；二体冀，东南方，主人位。

这里将东南方位明确地规定为“主人位”，与之相对的西北方，则为“宾之位”。与前所述以西为尊的观念一样，所以将客人所处的西北方位看得比主人所处的东南方位重要：

尚宾者，国之光也。礼，主人尊宾，故坐宾于西北。主人接人以仁厚之气，故坐于东南。易言宾位者，乾也，西北方也；主人位者，翼也，东南也。

以西北为尊的理念，还见于后世里社乡饮之礼的四面排座次，如：

天宝元年，颁乡饮酒礼於州县，每岁十二月行之。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许行於里社。乡饮酒义曰：宾主象天地，介俱象阴阳，三宾象三光，四面坐象四时，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夫主人者，守令为之，坐东南，盛德之仁气也；宾乃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坐西北，尊严之义气也；撰辅主人者，停贰为之，坐东北；介辅宾者，次长者为之，坐西南。三宾又次者，为之位，在宾介之後；又设僚友之位，东西相向；其余仕与未仕者，以齿序位两廊。

这里记述了古代乡饮之礼的座次，仍是以西北为尊，东南为主，东北为主之辅位，西南为宾之辅位的排列顺序。由如上的文献征引可知，将主宾两方做东南与西北对角划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东南比西北在方位上更为隆重，而是出于古代中国人礼仪中对于宾客的礼敬。故从礼敬的角度，将客人所在的方位尊称为“上”，而将主人所处的方位谦称为“下”。从这里亦可以进一步看出，西北之方位也是一个重要的位置，故古代人将其设定为宾之位，以表示对宾客的尊重。如图：

（图引用《中国古代建筑方位问题探讨》）

（三）清规新请与方丈站立之方位

方位在佛教制度中是如何运用？在《勅修百丈清规·专使特为受请人煎点》中提到，新命借煎点之名回馈常住，在老常住中供斋，斋饭结束后，再请方丈及诸寮中设茶、汤、点心，食毕“先收新命盏”是表尊重之义，“两展三拜，送新命从后门出”。由于新命现属于客人，从上面的图表看应该是坐在“西北宾位”，而寺院的僧堂是坐北朝南的方向，送客不越过主人位而走，故从后门而出。送走新命后，专使再进入僧堂，到住持处，两展三拜，送住持从前门出。

再者，在《禅苑清规》中记载：“新到相送(后门出者，新到不过门限，前门出者门外相别)。”此是新到相送，若换成聘请到别处的新命应该相同。故从前门送，还需礼仪方可相别，故此时送新命从后门出，由于当日请僧事仪繁多，影响道业的修行，使大众僧身心疲惫，故送新命从后门出。

最后，相对而言，僧堂或禅堂中的后门是为后堂或首座可从此出口处出，它有“补处位”的象征，以权巧方便教化众生，这样的权巧有两层意思构成——入世度生圆满成佛资粮、出世的师法自然。

 五、“门”所显突的礼仪与象征意义

（一）社会礼仪

门与堂的布局分立在日常的礼仪制度中发生改变。因为礼制确定了“上下”、“内外”、“宾主”有别的关系与灵魂，同时，在《仪礼》中说明礼仪所举行的场所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建筑的布局上，将不同的功能空间进行分立，并将围合而形成的庭院空间纳进礼制的范围中，围合空间在原始基本型是封闭方形的，由于门的加入，使其在门空间的位置上产生了半围合的空间，让空间与外界得到相连接。接着，由墙从线型空间慢慢发展成块型空间，配合门的插入，产生了更多的空间，在这基础上形成后期中国古建筑门、庭、堂的空间秩序。可见，门堂之制的产生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礼制的内在需求让人们对于内外有别的建立，这也意识在建筑布局上的功能分区及围合的空间。

这正如王贵详先生认为制约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组合的核心：“中国古代人们力求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追求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天地和合与人伦秩序。前者主要指的是人们对于“敬神事鬼”的重视，后者倾向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亲疏有别，尊卑有序。”从建筑的布局而言，空间对于“堂”布置重点的恰当是为了使人与天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调，从中做到社会生活中的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表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礼制文化，他的特点明确地说明仪礼活动参与者的等级尊卑、长幼有序。在这样的特定的礼仪中对于人们在空间中的朝向、空间的站位乃至行为流线都对建筑空间有影响。

张一兵认为明堂为中国古代处于某种特定的礼制目的而建造的一种建筑物，且占据了礼制活动的中心位置。这样的礼制属于上层建筑，在门堂制的系统中，明堂制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郊祭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核心，在《文献通考》指出郊祭礼是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义，祀典之首也。”这正是“明堂礼”的核心内容及郊祭礼一样，明堂礼是礼制的核心内容。马一浮的《释明堂》中说：“明堂是圣人根本大法，即德教之根本大义，一切礼制，无不统摄于此。”这里所说圣人的根本大法是指“祭祀”，祭祀是包括了祈雨等各种礼仪，国泰民安则是君王德行有佳，若干旱或多雨等现象，国王需要反省自己是否行为有亏。因此，明堂制是人与神以及人们、社会的关系，也是礼制的象征，布局的方式与建筑的形制和礼制的象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仪式上象征的体现

再从佛教方面而谈。道盛说：“建明堂开大法”。世间所建的明堂多部分是为与神沟通，寺院所建的明堂亦有同样的功能——与佛沟通，如何与佛沟通而达到建明堂开大法的目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确认社会人类学研究仪式有三条路：研究仪式的思路之一是考察仪式的目的和原因；研究仪式的思路之二是思考它的意义，我在此使用的“象征”和“意义”有内在的致性，凡是有意义的东西就是一个象征，而意义恰恰是象征所表现出来的；研究仪式是思路之三是它的效果，这种效果不是由仪式的操作人所设想而产生的，而是仪式实际所产生的。这里所说的目的、原因、象征与意义最后达到它的效果，在禅修的过程体现出它的目的，因为禅亦名思维修、静虑等，通过修禅而达到入定的目的，当然此处的定，并不是外道的定，他的原因正如史密斯所说：“它们完全是由制度与实践构成。”因为在制度是在仪式的实践上完成的，象征是催促禅行者更好地悟道，禅堂中的香板形如宝剑，有警策之义，不仅维护僧矩，更为僧人心性明朗，所谓：“香板一击，豁然冰释。”所以香板形如利剑，此利剑是断烦恼的象征；再者，“门”的实际应用它只是出入口，但从宗教仪式上看“门”更象征着行者对教义的理解程度，使其不单单是在教团中修行，它需要信仰的支撑，才能进入修行的主要旨趣——自在，它的意义是让“门”的空间与时间等因素将人性与神圣性的佛法互联系达到与佛性常在的效果。故曰“建明堂开大法”。在佛经中看到佛陀于《法华经》中说：

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读过《法华经》者都知道上文是佛陀在入无量义处三昧时，有种种瑞相，佛陀出定后舍利佛为解众疑，请佛宣说无上妙法，在请佛说法的过程中，进行三请三止的请法仪式，目的就是为了使在座的弟子菩萨们以及未世学法的弟子们，佛法深奥难得，这三请三止将根性不足听闻《法华》教义的钝根众生“逐出”法华圣会，恐其不信会三归一的一乘妙理，而毁谤获罪。所余留的现在座的听法者，对于《法华》会上这样的“高门槛”得到了“入门券”。佛陀方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的目的是为了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入门券”来近了佛陀与弟子距离，直接授记声闻弟子、比丘尼乃至龙女等成佛事件，既表征着圣灵充满与蒙佛眷顾，亦使其开发佛性，知己与佛之间只有一念的迷悟，迷即成凡，悟即成圣。它的“入门券”正如韦伯说的：这种带神秘色彩的宗教仪式成为了信徒们的“恩宠确证”或“救赎资财。”

总  结

佛教僧堂的建筑是一种专门的建筑类型，与传统社会的宫殿、住宅的形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佛教的建筑与中国传统礼制的建筑都十分强调征性和符号的作用，中国的传统的礼制建筑，它利用建筑的规模、布局、屋顶、开间与彩华等丰富的建筑语言来体现出他的气氛，佛教的建筑一方面受到中国礼制建筑的影响，另一方面使用了佛教大量的经典教义、象征、隠喻的方法，如禅堂是对禅修者参禅自悟的方式。建筑理论家诺贝格·舒尔茨在《场所精神》中提出：“其目的就是探求建筑的本质和意义，强调建筑的文化和精神作用，重视场所整体环境的精神意义。”那么，禅堂中的门的意义，在于意境，是现象纯粹的直观，它突破了有的观念，在心与境的关系中，特写出新请的住持从前门入是属于入世修行的状态，从后门出是属于出世度生的理念，以及在这样的特定的礼仪中对于人们在空间中的朝向、空间的站位乃至行为流线都对建筑空间有影响空间中所站位的朝向，皆有属于礼制方面。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门”的理念是可以与神沟通的状态，达到天人合一，这才是禅堂中门的体现——师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