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后，面面临着与古印度差异巨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在古印度的寺院管理主要依据佛教戒律和僧团“六和敬”为核心，但这种模式却难以适应中国以儒家伦理为纲、以宗法制度为本的社会结构。到东晋时期，道安大师为佛教本土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他提出依据佛典戒律，结合当时的社会风俗、国家法令以及宗派特色，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僧尼轨范。这一举措标志着佛教开始主动适应中国社会，为后续的本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唐朝时期百丈怀海禅师的出现，将佛教中国化推进到新的高度。百丈禅师深刻洞察中国社会的特点与需求，于唐朝中期创立了禅宗僧众丛林清规，对佛教寺院的管理模式进行了彻底革新。在此之前，寺院经济主要依赖信众供养和政府支持，难以实现自给自足。僧众的修行也大多局限在经堂禅房，与世俗社会存在一定距离。百丈禅师极具智慧和魄力，打破了传统佛教“不事生产”的观念，把劳动纳入修行体系，制定出一套既符合佛教教义，又贴合中国国情的寺院管理制度。自此，丛林清规成为佛教寺院组织和生活的准则，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如何融入中国社会、接纳本土文化，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体系。

百丈清规的创制并非简单的移植戒律，而是一次深度的文化调适。印度佛教戒律规定“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认为劳动会伤害生命而造业。但中国农耕文明一直秉持“勤为本、俭养德”为立身之本。在唐代，寺院兼并土地引发社会矛盾，这种矛盾愈发凸显。百丈禅师提出将劳动提升为破除我执的修行。这一转变不仅化解了佛教与儒家劳动伦理的冲突，还让僧团摆脱了对世俗供养的依赖。其关键就在于将佛教修行理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秩序、道德规范紧密融合，使佛教在组织管理层面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

但真正将清规制度落地生根发芽，是到了元代的时候。德辉禅师在百丈禅师《百丈清规》的基础上，经过僧团不断的发展实践，重新编撰了《敕修百丈清规》。在明洪武、永乐年间，这一规制经朝廷下令推行，下旨推行，才最终成为全国僧众共同遵循的规范。这一规范涵盖了僧众作息、修行、生活等各个方面。其中，长幼有序、各司其职的组织原则，与儒家“礼”的思想相呼应；过午不食、克己奉公的戒律要求，也与中国传统的勤俭美德高度一致。丛林清规的形成和发展，不仅规范了僧众的日常行为，更重要的是搭建起了佛教与中国社会互动的桥梁，让佛教教义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