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是一个佛教的衰败期，也是佛教兴起期。正是因为衰败，才有各宗派大德积极救世。其衰败根本原因是佛教丛林的凋零，僧网纲纪的废驰。正因为种种乱相，朝廷才下令限制。

明太祖朱元璋于 1368年建立明朝后，对佛教实施了一套兼具整顿、限制与

保护的双重政策体系。此政策制定的动因，一方面源于对元代过度尊崇喇嘛教导致政治腐败与社会弊病、乃至被视为亡国因素之一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则基于其认识到佛教具有“暗助王纲”、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其政策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建立并调整僧官制度。洪武元年(1368年)于南京天界寺设立统管全国佛教的善世院，后裁撤，改由中书省及礼部等世俗行政机构直接管理佛教事务，加强了朝廷对僧团的世俗化管控。其二，实行僧人分类管理。洪武三年(1370年)诏令全国寺院划分为禅(修行)、讲(义学)、教(应赴法事)三类，僧人依类别分别承担修行、义学与法事职能，旨在规范佛教活动并回应民间法事盛行的现实需求。其三，严格控制僧团规模。通过严格执行度牒发放与僧籍登记制度，严格限制出家人口数量，防止僧团无序膨胀。

该政策体系在明代得以延续。至明末，佛教整体面临深刻的“末法"危机，从林衰败现象严重，这在当时僧人的著述中有大量反映。值得关注的是，高僧湛然圆澄(1561-1626)在其著作《慨古录》中，对明末从林的积弊进行了系统剖析，并深刻揭示了朝廷佛教政策失当的关键影响。圆澄尖锐指出，明中后期推行的鬻牒制度(即公开售卖度牒)与禁闭戒坛政策(即长期禁止开设正规传戒坛场)，是造成僧团素质急剧下降、戒法传承几近断绝的最主要政策根源。这两项政策的长期实施，严重动摇了佛教的僧伽基础与律仪根本，成为明末佛教深陷困境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面对明末佛教从林的衰微与戒律松弛，一批高僧志在复兴圣教，致力于重振律仪。其中,如馨律师被视为中兴南山律宗的关键人物。其法脉传给三昧律师继，三昧于宝华山开创律宗千华派，后见月律师继续发扬光大，正是这三位律师，明末律学才得以中兴。

此外,被尊为“明末四大高僧"的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益智旭，其思想承前启后，对内融通禅、净、戒、教，对外调和儒释道。四大师均重视戒律，尤以宏与智旭在弘律方面成就显著。同时代致力于戒律复兴的还有永觉元贤、汉月法藏、在弘赞(1611-1681)等僧侣，他们积极弘扬戒律并留有相关注疏。

古心如馨律师是明末千华派的先驱，也是律宗古林派的创始人，千华派初祖寂光三昧，是他的入室弟子之一。因此，关于古心律师的律学思想及其改革丛林的行动，就成了影响千华派兴起的关键人物。

清凉山上，文殊亲授

古心律师，江苏漂水人，俗姓杨，字古心。早年丧父，由母抚育长成。在家时即笃信佛法。嘉靖三十一年(1552)母殁,感于世缘虚幻无常,遂于万历十年(1582一说嘉靖年间)，投摄山栖霞寺之素鳓法师出家。出家后，慨叹律学久废，僧尼不依戒律，无由得戒圆具，于是发愿访求各方宗匠，偏参律法。

然而在偏访高德不得之后，又于读《华严经·菩萨住处品》时，得知文殊菩萨之住处在清凉山，领悟到在世里想要受得清净戒，唯有从菩萨受。这意味受限于授戒师资之严重匮乏，而改采以菩萨为戒师。可见古心偏参律法的结果并不理想。由于这种从菩萨受戒的看法不被一般僧人认同，古心只好与同行法侣分道扬镳，独自徒步礼拜至五台山，夙夜虔求戒法，前后达三年之久才到抵五台山。

一日，古心律师独行于黄昏山径。忽遇一枯瘦老妪手持僧伽黎衣自林中出，问道:“汝所求为何?"古心恭敬答:“欲求见文殊菩萨。"老妪即言:“既为求戒而来，此衣便赠予你。"语毕，僧伽黎衣竟自然披于古心身上。老妪旋即呼唤:“比丘!文殊在此!"古心闻声，如醍醐灌顶，顿时彻悟眼前老妪即是文殊菩萨化身。此神圣际遇令古心豁然贯通戒律精髓，多年修学之滞碍顷刻消散，通达大小乘律法奥义于心。此番文殊点化，成为古心律师振兴律法、中兴戒律的重要契机与内在证悟之源。

尔后南归途中，古心深知自己的比丘身分不合佛制，而从菩萨求戒也只可解一时之急，更重要的是应恢复、整理佛教的弘戒法式，于是专持声闻戒律，行止皎若冰霜，致力于中兴戒法。

金陵幽栖，尊者再来

万历年间，金陵幽栖寺洪恩雪琅，修长干塔诸务尽备，唯独塔顶屡举而不能正，洪恩因而深以为忧，日夜翘企，佛慈应相助。夕梦感神谕之云:「除非优波离尊者来此，才能如愿。」翼日，古心露顶跣足。

杖锡持钵偏袒而入。洪恩一见，即悟先前所梦，于是召集众人迎驾，倾诚请求古心相助。古心看毕塔顶，大喝一声，塔顶便翔然升寺，自然相合，大功告成。洪恩遂以梦中神之警言，向众人宣明，众人听罢，群情欣跃对古心大加敬服，同时发现古心是一位持戒精严的头陀行者，因而传誉之为优波离」"再来。这是古心弘戒之始，便已获得不错的风评。

对于这种再来人传闻，就客观学术而言，虽不足为凭，然就明末佛教从林受持戒律所面对的严峻现实，却可以从三方面来解读其中之涵义:一是古心以直承印度戒律正统为自居，以与颓靡的明末丛林律学有所区隔。其二，面对当时颓败的教风，佛教徒纷纷忧虑末法时代，若非圣人再世，否则很难改革佛教戒律之凋弊，永觉元贤"在其著《续言》中，曾就当时佛教持戒受戒的颓废形情形，谈到“律学自灵芝照之后，鲜见其人，至于后代称律师者，名尚不识，况其义乎!至于潭柘、昭庆二戒坛，其流有不忍言者,若不奉明旨禁之，后来不知成何景象也。万历末年，得自说戒，正与佛意合，然卤莽甚矣。今日欲起律宗之废者，非再来人，必不能也，悲乎!”。可见连永觉元贤之类的高僧都认为欲振兴晚明佛教，非再来人不能，那么像古心之大兴律学，当然是很可能被视为再来人。其三，古来律师多感通事迹，这征之于南山道宜律祖之《集神州三宝感通传》《道宣律师感通录》。所以，古心一开始弘戒便多神通事迹，或千华派的律师，亦皆有不少的感通事迹。因此，可知弘戒有成就的律师被视为是“再来人”很常见。

论及中国佛教律宗之衰落，就佛教内部的因素而言，与禅宗之独盛，有极大的关系。中国佛教自唐代道宣律师力倡《四分律》，由此形成南山律宗后，汉地佛教僧尼受戒持戒始终奉行印度佛教的《四分律》。唐宋以降，禅宗日益兴盛，尤为注重内心证悟，追求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强调“平常心是道”；加之印度律制繁琐难守，禅宗于是提倡“无相戒”，反而将外在的戒条律仪视为悟道的阻碍。 到百丈怀海时期，他融合大小乘戒律创立禅律，与律寺分离开来，另立禅居并创立十方丛林制度，制定《百丈清规》，其地位几乎取代了印度戒律。然而中国禅宗过于忽视戒律而偏重心性，时间一长，导致禅徒不严守律制，出现一批不懂仪制的狂妄禅者，令中国佛教更显残破。 明代法藏法师在《弘戒法仪》中提及：“禅人忽律而重心，戒师执相而遗体，自戒坛一闭，仪法尽亡。”这寥寥数语，道尽了明代丛林律学衰落的状况。

元季以来，律学荒芜，古心慨然有感于佛法住世，非昆尼难以为功。于是访求《梵网》，偏参律法。万历十二年(1583)，古心改南京定淮门内马鞍山之古林庵为寺，明神宗赐「振古香林」之额，即今世称古林寺。这时古心大张戒，在教界已有一定的声望地位，他历住灵谷、栖霞、甘露、灵隐、天宁等诸大丛林，开坛授戒达三十余处，所度僧众逾万人，因而远近驰名，更获朝廷颁额嘉许，使他的弘戒事业，达到颠峰。而古林寺则成为古心弘戒的根本道场，世称古心所弘律学，即以其根本道场为名，而被称为古林派。

万历四十一年（1613），古心已成为教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神宗再次对其加以嘉许，特意赏赐紫衣、钵盂与锡杖，并下诏命其在五台山永明寺主持龙华大会，传授千佛大戒，还封其为“慧云律师”。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朝廷下诏禁止僧尼戒坛传戒后，此次事件是明政府再度正式允许佛教丛林开坛传戒，这不仅成为明末律学复兴的重要契机，也体现出朝廷对古心弘传律法功绩的认可，以及对新兴古林派在朝廷层面合法地位的确认。

生平著作

古心所留下来的著述只有《经律戒相布萨轨仪》。然而，在明末丛林戒律意识松弛和戒律环境窳败的情况之下,本书仍充分表现出古心复兴丛林戒律的意识。古心编《经律戒相布萨轨仪》的动机，目的在救未世戒法浇漓，为佛弟子提供行为依止的典范。如云:

佛在世时，以佛为师;去圣逾远，以何为师?诸圣所说，以戒为师。

不近白衣贵士，衣食随缘。多得供物，有二弃一。三衣法器，常知止足。分外无求，昼夜专修净业，行三昧，终身无怠，恶业冰消，佛境现前，百年报尽无诸病苦，端坐而逝。……持戒第一..正法久住世。间...勘为后范，作大弘规尔可知古心认为末法时代，应以持戒第一，兼修净业，才能使正法久住。古心把经律典籍及僧传中有关五戒、八戒、十戒、比丘(尼)戒等各种戒相、受戒仪轨、布萨法、毗尼日用、律学小典故、律僧、律学名相等，分类摘要为《经律戒相布萨轨仪》卷，使本书类似律学小百科，对于初学者是一扼要的指南。

古心《经律戒相布萨轨仪》之编辑特色，大致有五点:受戒仪轨依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之三坛顺序传授显示大小乘并重，而又以声闻律为学习的主体。二、在显密圆融的时代潮流下，毗尼日用结合密咒，大量使用于日常生活行住坐卧中。三、「摄净归戒」，古心虽教人发愿回向生西，但这与株宏「摄戒归净」的主张还是有不同的，其差异在于古心认为持戒是行者的首要之行，戒行无基，想念佛生西，不免本末倒置。四、重视在家之五戒、八戒，表示古心对佛教戒律问题的关怀是社会性的、全面性的，而非仅止于出家戒。五、古心的戒律思想“含摄禅、净土、华严、密等诸宗的概念”，显示出明末佛教特有的包容性，及明末佛教流行的「禅教律一体」思想对古心的影

《经律戒相布萨轨仪》为律学初学者之阅读指南,因此在相关之毗尼问题上稍嫌简略。然古心本来就不是以「教理」见长，而是以「实修」取胜，他以亲身的体验出发，作为弘律的基础。虽然如此，其戒律思想纲领仍有效地促进明末佛教戒律复兴的自觉意识,也深深地影响著律宗千华派的兴起这从以下两章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古心的思想几乎为千华派所继承，持续地被深化、理论化。

虽然古心律师只留下《经律戒相布萨仪轨》一部著作，但其律学思想与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明末南山律失传的情况下，正是古心律师的革新，四分律才得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