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推送信息：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的两部大型文献丛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全26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全35册），历经二十年终于全部整理完成并出版发行。

流散海外百余年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以高清图版的形式，跨越山海，重归故土。这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文明接力，更是几代学人数十年的夙愿。

写本藏经时代最重要的文献群就是敦煌遗书。目前敦煌文献遍布世界各地。敦煌残卷四万多号，其中汉文约三万七千余号。国家图书馆收藏约一万六千号，大英博物馆收藏约一万三千号（编号常标“斯”或“S”，即斯坦因所获），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约七千号（编号常标“伯”或“P”，即伯希和所获），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亦藏有大量敦煌文献。此外，日本、台北以及部分私人机构亦有零星收藏。

此次集三国之力整理出版的，是敦煌遗书中的古藏文文献。它们是现存已知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也是研究吐蕃历史、宗教、语言、法律、军事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法国收藏三千余号，英国收藏一千七百余号，堪称流失海外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分。

敦煌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这些文献的出土。有人统计，敦煌遗书中约九成以上属于佛教文献。它们不仅保存了大量已经散佚的佛教经典、注疏、仪轨、讲义和俗讲文书，也保留了中古时代普通僧众与信众最真实的修学痕迹。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中国中古佛教，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敦煌文献的重新发现之上。

有句著名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每次读到这句话，内心都会生起一种复杂的感受。因为它不仅仅是在陈述一个学术事实，更是在提醒后人：当敦煌藏经洞被重新发现的时候，最先意识到其学术价值的并不是我们自己。长期以来，关于敦煌的研究、整理、编目和出版工作，很多都由海外学者率先完成。

当然，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逐渐改变。越来越多国内学者投入敦煌学研究，佛教界也开始越来越重视敦煌文献与佛教史研究。此次大型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

而想到敦煌，便很难不想到一个曾让我误解很久的人——王圆箓。

少年时读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心中充满悲愤。那种“国宝外流”的痛惜感，很自然地化作对王圆箓的埋怨。仿佛所有遗憾都需要一个承担责任的人，而那个衣着寒素、神情拘谨的王道士，恰好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下。

但长大后读得越多，反而越难轻易责备他。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知道那些文献价值连城；可对于一个生活在晚清边陲的普通道士而言，他面对的并不是后人眼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而是一座破败寺院、一笔难以筹措的修缮经费，以及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历史总喜欢用结果审判过去的人，却很少考虑他们所处的条件。

如果把王圆箓放回他所生活的年代，也许会发现，他其实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做到的极限。他发现藏经洞，保护藏经洞，多次上报官府，希望得到重视和支持；然而那个时代早已无力承担起守护文明的责任。个人的善意，终究无法抵挡时代的贫弱与衰败。

于是我渐渐觉得，与其说王圆箓是一个失职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历史悲剧中的守门人。

而对于斯坦因和伯希和，同样如此。直到今天，他们仍被许多人视为文物盗取者。从民族情感上说，这种愤怒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带走了大量珍贵文献，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但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事情又远比简单的善恶判断更加复杂。正是在他们手中，那些原本可能继续尘封、散失甚至毁坏的文献，被系统整理、编号、拍摄、保存，并进入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也正因为他们的传播与研究，敦煌才真正走向世界，敦煌学才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有时候历史并不会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

王圆箓不是单纯的罪人，斯坦因和伯希和也不是简单的英雄。每个人都只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被推着走向自己未曾预料的方向。史书上寥寥几字，就已经写尽了一个人或千百人的一生。某个人做对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或许在当时他们自己是全然不知的，蝴蝶只是在大洋上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怎么能料到大洋彼端一场风暴因之成型？因果是错综复杂的，不是单一线性的，春秋笔法，左右了大多数人的视角。

真正令我感慨的，不是某个人做对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而是我看到一个民族曾经失去了守护自身文明的能力。当文明需要保护的时候，曾经的我们无力保护；当文化需要解释的时候，曾经的我们无力解释；当历史需要发声的时候，曾经的我们甚至没有发声的资格……这才是让人每每想起都痛心疾首，并惭愧万分的。

所幸的是，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逐渐拥有了这样的能力。那些远赴重洋的敦煌文献，正以数字化、影印出版、国际合作等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它们未必能够全部回归原地，却正在回归文化记忆。而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来”。

文明从来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有人发现它，有人守护它，有人带走它，有人整理它，也有人在百年之后重新理解它。站在今天回望敦煌，我心中的情绪已不再只是愤怒与惋惜，而更多了一份理解与敬畏。我逐渐明白，真正需要被记住的，不仅是那些流散的文献，在它们的背后，是一个民族重新找回文化主体性的漫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