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摘 要】 从时下而言，“共同富裕”既是一项国策，也是事关民生社计的热门话题。在2021年召开的两次经济会议上，都将“共同富裕”列为重要的议题之一。早在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出台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成为建设“共同富裕”窗口和前沿阵地。从佛教角度而言，“共同富裕”一词虽然在佛教经典中没有出现，但佛教经典（尤其是早期佛教经典《阿含经》）却处处闪烁着有着“共同富裕”理念或思想的光芒。本文以《阿含经》为视角，从四个方面阐述“共同富裕”：一是《阿含经》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二是《阿含经》中有关“共同富裕”的典型人物；三是《阿含经》认为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四是《阿含经》对“共同富裕”的构想。通过对《阿含经》有关“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诠释，从而试图说明佛教入世理想与“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带有某种契合，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终极目标上的殊路同归。而当代佛教界（以普陀山佛教界为代表）对共同富裕的助力，无疑是佛教界对传统弘法慈善事业的一大创新。

【关键词】 共同富裕；阿含经；共富蓝图；精神富裕

前 言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了第十次会议；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在这两次有关经济的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两次会议上，均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全国经济工作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工作。会议认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实现共同富裕，首要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会议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何谓“富裕”？富者，从宀(miān，房屋之形)，畐(fú，腹满之状)声，表示一个人吃饱饭后坐在屋子里休息。而“裕”者，表示一个人有衣服穿，且家中存有多余的谷粮，故名为“裕”。《说文解字》对此二字的解释是，“富，备也，一曰厚也”；“裕，衣物（丰）饶也”。而“富裕”一词始见于宋代徐铉之《稽神录·蔡彦卿》：“（彦卿）复掘地，获银数千两，遂致富裕云。”说明“富”“裕”二字从古至今，其词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从当代而言，所谓共同富裕，是指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全体人民在历史规定的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原则来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富裕。首先，它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其次，它要求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富裕；另外，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让少富带动多富，并分步骤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经济会议上，提出了“三次分配”概念，即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助、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有效补充。从佛教角度来看，佛教在各类经典中（尤其是早期佛教经典《阿含经》），都有着大量有关“共同富裕”的记载与论述。不仅如此，佛教界在践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在历史与当下都取得了不俗的佳绩。因此，笔者从早期佛教经典《阿含经》角度出发，试对之进行简要的分析和归纳，谈谈《阿含经》对“共同富裕”这一话题是如何进行分析和阐述的。

一、《阿含经》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在佛陀生活的古印度时代，四种姓的划分使阶级壁垒更加突出，处于第三种姓的吠舍（商人）阶层通过开展海内外贸易活动，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据《长阿含经·游行经》记载，佛陀成道后首先度化的就是两位商人（提谓、波利）。从佛教传播的路径来看，佛陀游化的路线大多是商道，即佛陀弘法的中心区域大部分都处于恒河两岸（如摩揭陀国、跋耆等国）；若从佛教当时的信仰群体来看，最积极、数量最多的佛教布施者往往也是商人。佛陀在给这些人说法时，不仅谈到了致富之道、守富之道，同时也大力倡导财布施——不仅向出家人行四事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或指衣服、饮食、汤药、房舍等），同时也向社会上那些贫穷孤寡者、四方行道者给予必要的帮助。从佛陀为居家人士说法的内容来看，佛陀说法的次第一般为“施论、戒论、生天之论”，将“布施”列为居家人的义务之一，在此基础上，再为居士宣说“欲为秽污，上漏为患，出要为上，演布清净”。从这里可以看出，早期佛教所主张的“共同富裕”，至少具备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物质上的“共同富裕”，即请那些富裕者（巨商大贾）通过各种方法（主要是财布施）向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施以援手，从而使他们衣食无忧，获得身体上的安隐；二是精神上的“共同富裕”，即佛陀及出家众通过“说法”（法布施）的方式，让那需要佛法资粮的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从而树立生活的信心与勇气，并帮助他们进一步确立树立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

从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来看，《长阿含·游行经初》里说“起塔立精舍，园果施清凉；桥船以渡人，旷野施水草；以及堂阁施，其福日夜增”，说明向需要的人布施除了食物、衣服、药品、房舍以外，园林、浴室、园果、造舟修桥铺路等等，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容和途径。从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来看，佛陀所教导信众们要行三皈、持五戒、奉十善，从而使他们抑恶扬善或弃恶从善，从而为思想精神上的解脱储备福德资粮。本文所重点阐述的则为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

从实现“共同富裕”的对象来看，早期佛教主张除了要照顾那些“离欲外道仙人”、孤寡老人、衣食无着者、普通百姓、“不精进者”乃至一切飞鸟走兽以外（《中阿含经·瞿昙弥经》），还要重点关注两类人：第一类是与自身密切相关者亲眷，即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以及亲朋好友，包括家族中雇佣的仆人和临时工；第二类是行人、病人以及那些照顾病人的人，“与远来客食，与行人、病人、瞻病者食……供給守僧園人” 提供食宿上的方便，还要提供必要的行履盘缠。

同时在《阿含经》中，对于布施者和受施者的关系也作了多种角度的阐述，例如施主在行布施之时，不要生起贡高我慢之心，而要心怀慈心，尽最大努力平等布施、亲手布施或不住相布施，即“以平等心而以惠施”、“菩萨心所安处而广惠施”； “欢喜惠施，不生着想”。也就是说在做慈善事业时，要视众生苦为自己苦，要像菩萨那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此即《维摩诘经》所说的“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把众生的贫穷视作自己的贫穷，把解救众生的贫困视为己任，“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在《阿含经》看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阿含经》进一步认为，从佛教修行角度来看，众生欲成就菩萨道，就必须要向众生行布施，即布施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一种通向解脱路上不可或缺的必要历程。居家护法们通过行财布施，可获得各种福德善报，“其福日夜增”、“福为天护，行不危崄，生不遭难，死则上天”（《长阿含经·游行经初》）、“可令施主得大福祐、得大果报、得大光明”（《中阿含经·木积喻经》）、“得大福祐、得大果报、得大名誉、得大功德”（《中阿含经·世间福经》），而这些福德善报不仅是增上善缘，更是行菩萨道的必要手段。《阿含经》反复强调，释迦佛曾在因地期间曾以长者、尊师、轮王等多重身份行布施，让所有需要获得帮助的人及时得以援助，并让更多的人获得身体及精神上的安隐，从而为最终成就佛道奠定了福德智慧基础。

二、《阿含经》中“共同富裕”之典型

在《阿含经》，佛陀反复强调出家人要甘于淡泊，清净无为，一心慕道；而对于世俗的四种姓弟子，佛陀则鼓励他们努力营生，并将得来的财富布施于普利天下黎民百姓。在《阿含经》中可以看出，许多世间的大富者，他们生活于古印度社会的前三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其中最著名的有转轮王、商贾居士以及一些自由民手工业者。

（一）转轮王

世间最富者莫过于转轮王，悉达多太子在刚降生时，相面师曾对净饭王说：“有三十二相当趣二处，必然无疑，在家当为转轮圣王，若其出家，当成正觉，十号具足。”（《长阿含经·大本经》）。转轮王一般都成就七宝（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轮宝，据说转宝自然回转运行于空中，其所至之处，不费干戈，小王及其人民皆来归顺。而七宝之中的“居士宝”则是指其国中有许多大量的富商大户，这些人既能开发财富又能创造财富，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们就会满足国内一切物质需求。在诸转轮王中，最具代表性的则属于大善见王、顶生王及坚固念王。

1.大善见王

大善见王不仅拥有七宝，其城外皆由金银琉璃及水精所造，各莲花池间也生长了四宝多罗树，人民安居乐业，寿命极长。大善见王的福报堪称世间第一，其不仅自己广行善业，在满足境内人民物质需求之时，也竭力教化他们行善，说明在大善见王的精心治理下，其境内人民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臣民们精神文化水平也相当高，“以法治化，终不杀生，复教化人使不杀生……自行正见，复教他人使不邪见”（《增一阿含经·三供养品》）。

2.顶生王

《阿含经》所记载的顶生王也是一位转轮王，他所拥有的七宝以及所具有的威德与其他转轮王也大致相仿：他不仅拥有极大的福报和数不清的财富，同时也居住过许多地方。佛经中记载的顶生王，分别做过东方的弗婆鞞陀提、西方的瞿陀尼等国的转轮王，后来还上生到了三十三天，受到了天帝释的极高礼遇。他所统治的国界里广施仁政，所有人民都是“富饶安乐”，没有疾病，没有贫穷，无有困苦，更没有贫富差距，这个社会可以说是天下百姓所普遍向往的大康生活的典型代表。与大善见王所不同的是，由于顶生王对于个人名誉的过于重视，最后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说明物质富裕也有一定的界阈，一旦越过了便构成了“贪欲”。但即便如此，顶生王所治辖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是快乐富足的，并没有因为顶生王本人追求个人名誉而影响到全体臣民的生活品质，这一点需要充分肯定。

3.坚固念王

坚固念王是过去久远世的一位轮轮王，后来他感到人生无常，便把王位让于太子，自己出家修道。然而太子治国无方，引得国内民生凋敝，“时，国人民转至贫困，遂相侵夺，盗贼滋生”。坚固念王立即回国，经过了解，得知这些盗贼原系“贫穷饥饿，不能自存，故为贼耳”。得知实情后，坚固念王只得还俗再次主持国政，释放盗贼并采取措施，开仓放粮救济赈灾，“出库物以供给之”，使国内盗贼大为减少。坚固念王还反复叮嘱那些被释放的盗贼：“汝以此物供养父母，并恤亲族，自今已后，勿复为贼。”从这里可以看出，解决黎民百姓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生存权），乃是解决社会系列的根本出发点。古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说百姓丰衣足食，才能懂得礼仪，才能知道什么叫荣辱廉耻。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必然会带来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极端重要性。

（二）世间国王

佛陀时代的著名的护法王，最为典型的是王舍城的频婆娑罗王和舍卫城的波斯匿王，此外还有优填王和蜱肆王。

1.频婆娑罗王

作为中印度摩揭陀国的护法国王，频婆娑罗王对佛陀很是敬仰。据《佛本行集经》卷四十四及《佛所行赞》卷三所述，在太子初出家而尚未成道时，就表现出求贤若渴的态度，主动礼请太子协助治理国政；当太子成道后，于迦兰陀之地建竹林精神供养佛陀及其弟子，成为最初的外护者。据《大史》记载，其在位五十二年，国力强盛，民风淳朴，经贸往来频繁，是当时十六大国中的佼佼者，连其子阿阇世也不得不赞叹说“我父摩竭瓶沙王以法治化，无有偏枉”（《长阿含·沙门果经》）。据《四分律》卷三十三所载，频婆娑罗王初为太子时曾发六愿，其中便有“当我治国时愿佛出世”“发欢喜心得闻正法”以及“闻法已，寻得信解”之愿。其中“得闻正法”及“寻得开解”的具体内容，即阿阇世所说的“以法治化”，也就是《增一阿含经》所说的“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好喜惠施，所谓毗沙王是”。无论是“以法治化”还是“好喜惠施”，都是普惠于民的具体展现。

2.波斯匿王

身处北印度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一直以圣王自居，他体察民情，事必躬亲，十分勤政爱民，他认为这是奉行“灌顶王法”的份内之事。《杂阿含经·第1147经》记载了有一次波斯匿王满身尘土地前来拜望佛陀，佛陀问“大王从何而来”，王回答说：“世尊！彼灌顶王法，人中自在，精勤方便，统领王事，周行观察，而来至此。”所谓的“灌顶王”，实际上就是当时人们希望天下统一，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足，且消除贫富差距的由衷心愿。也就是说，波斯匿王是为了实现国内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懈奔波与操劳。

为了实现国内“共同富裕”的目标，并试图为天下的“共同富裕”作出表率，波斯匿王带头皈依佛教，广行布施，奉行诸善。对于那些极端自私吝啬、只顾自己富裕却不顾百姓死活的大富长者，波斯匿王往往是严惩不贷。《杂阿含》的第1232经、第1233经里记载了舍卫城中有一位大长者名叫摩诃男，其家中“钱财甚多”“百千巨亿金银宝物”，可是从来不向任何人行布施，“未曾闻其供养施与沙门、婆罗门，给恤贫苦、行路顿乏、诸乞丐者”，“不净信心，不手自与，不恭敬与”；即便是偶尔布施，也是“施后随悔变”。而他自己却经常躲在家中大吃大喝，“闭门而食，莫令沙门、婆罗门、贫穷、行路、诸乞丐者见之”。波斯匿王无法容忍这种极端自私行为，最后下令将摩诃男抄家，其所有财产“悉入王家”，用于改善国内民生事业。波斯匿王的这一举动，完全应了亚里斯多德的话：“有些人由于吝啬而不使用他们的周富，另一些人由于挥霍而误用了财富，后者永远是享乐的奴隶，前者则受制于谨小慎微。”波斯匿王这种惩富济贫的措施，使那些为富不仁者受到了极大的震慑，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布施的行列中来。在《增一阿含·清信士品》中，佛陀对其评价是“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建立善本，王波斯匿是”。

3.其他国王

在两位国王的倡导下，古印度境内的其他诸王也纷纷仿效，如蜱肆王开始“布施百人，或至千人；一日、二日或至七日”，并且“长夜受持”布施。在受到佛陀的感化后，优填王一改过去享乐荒淫的恶习，开始修习佛法，政风大变，用心致力于改善民生社计，受到了佛陀的赞叹，“至心向佛，意不变易，所谓优填王是”。后来，阿阇世王、月光王子、祇洹太子、无畏王子等诸多王族都开始一心向佛，做了很多利乐有情的好事善事。

（三）居士大富

在《增一阿含·清信士品》里，共列出了佛在家弟子中最为出色的四十位清信士（男居士）和三十一位清信女（女居士）。从清信士而言，除去王族人员，剩下的三十位男居士中，大部分都是商贾大户，这其中又以给孤独长者和郁伽长者最为典型。

1.给孤独长者

长者又名须达多长者，为拘萨罗国舍卫城内的长者，传说为波斯匿王的主藏吏，其秉性仁慈，经常怜愍贫穷孤独，好行布施，故而被时人誉为“阿那他摈荼陀”（意为“给孤独”）。其不仅向佛陀及僧团布施了祇园精舍，同时还倾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帮助别人的方式与众不同，即在给予他人物质施予的同时，还将止恶扬善义理灌输于那些受助者的心中。例如他看到那些怀孕的女人，就会劝说他们要归依三宝；对于城中的初生儿，他也会带上礼物亲自去探望，还咒愿婴儿长大后要接受三归五戒；只要愿意接受佛法的熏陶，他都愿意及时伸出援手，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在《杂阿含经·第1248经》记载了他经常行巡于大街小巷之中，见到贫穷乞讨之人，他都会给予布施；当见到人有贩卖奴婢，他都会上前询问：只要奴婢愿受三宝，他都会慷慨出资替这些人赎身，让他们重获人身自由。另外，当须达多居士供养三宝时，总是会把父母、兄弟、妻子、宗亲、国王、大臣、诸天鬼神及天下百姓的名字都称念一下，将他布施三宝的福德回向给世间所有一切众生。

2.郁伽长者

从《中阿含经·郁伽长者经》和巴利本的《相应部》的记载，及郁伽长者从事海上贸易事业，家中生活富庶，他自己也是过着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般的生活。但自从他皈依佛教后，生活态度大为转变，惠施一切财物遍及四方，几乎达到了有求必应的程度。在佛陀涅槃后，郁伽居士仍一如既往地遒循佛陀的教诫，广行善施从未断绝。在一次他家的一艘载满奇珍异宝的商船不幸发生海难，“复于海中有一舶船，载满货还，价直百千，一时没失”，使他的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看到他家境日趋贫困，当时僧团委托阿难尊者前去劝长者可停止布施，但长者婉言谢绝，他还是照常向天下布施。他对阿难尊者说：

 令我如族姓子所为（中略），令我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即是彼愿。尊者阿难！若我如是舍与，如是惠施，一切财物皆悉竭尽，但使我愿满，如转轮王愿。

 在郁伽长者看来，他的布施善行目的要使天下苍生获益，从而共同实现大家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而这也就是佛经中所说的“转轮王愿”，具体表现就是效仿转轮王，自己在品德修养方面无可挑剔，并且以天下众生为救济布施对象，从而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三、《阿含经》之“共同富裕”方法

佛教虽然主张业报与因果轮回思想，但是从未舍弃对现世人间净土的构建与弘扬。从现世人生来说，人类有争取过着幸福富裕生活的权利与自由，而幸福生活需要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够得以最终完成。从《阿含经》来的看，实现人类“共同富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布施

因此在佛陀看来，为富者必须施仁，有义务尽力让天下所有穷苦之人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如果为富不仁，吝啬不施，从因果报应角度来说，将会墮入三恶道或来生受到贫苦下贱的恶报。例如《增一阿含经·地主品》里记载了舍卫城内有一大富名叫“婆提”，就因为生前不肯布施，死后墮入到涕哭地狱当中。

布施，不仅仅是财富的施舍，更要从内心里生起对布施的欢喜心，对他人布施生起由衷的赞叹心，以及能够生起毕生善施的恒久心。从佛教因缘角度而言，一些富人即便是积聚拥有了巨额财富，但是他们自身及亲眷也未必有福消受，最终只得散尽家财，充当了“为他人作嫁裳”角色。例如佛经里记载了在迦叶佛时，有一个商人虽然做了大量好事，但是他并不是心甘情愿，因为非至心、非信心、非手自施、非恭敬、非喜心因此他虽然布施了财物，但是他心情并不快乐，相反却为自己丧失了财物而忧心与悔恨。这样的人，即便是有布施行为，却是因为被迫行施而非心甘情愿，其福德善报也必将大打折扣。

实际上，一个人不可能因为布施而陷入贫困。南传《中部》里记载了一位陶师，他虽然是在家居士，但他将赚来的财富除了奉养父母及维持最基本的开支以外，悉数进行了布施。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贫穷，而且越来越富足；而他的愈加富足，同样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帮助，因此众人对他赞不绝口，连迦叶古佛也对他大加赞叹。

（二）作福

“作福”有三种：一是施类福业事，也就是布施；二是戒类福业事，三是修类福业事。布施在前面已述，而所谓的“戒类”与“修类”，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汉译南传增支部》对此三类作福事分别阐述道：

（1）“有一类者少作施类福业事，少作戒类福业事，未作修类福业事，彼身坏命终而后，受生于苦厄之人。”

（2）“有一类者中作施类福类事，中作戒类福业事，未作修类福业事，彼身坏命终之后，受生于安乐之人。”

（3）“有一类者多作施类福业事，多作戒类福业事，未作修类福业事，彼身坏命终而后，受生于四天王天之人。”

在上述三种作福事业中，第一类是少施少戒无修，将会得苦报；第二类是中施中戒无修，将会获得安乐；第三类是多施多戒多修，将会上界到四天王天之中。因此，所谓“共同富裕”不能仅仅理解为用物质的方式帮助他人，而是需要在“施”、“戒”、“修”三方面共同着力，方才获得成就。从佛教立场上说，所谓“戒”与“修”，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从国家层面，诸如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树立“五个认同”，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拥护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这些都是“作福”的具体表现。第二，从宗教层面说，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努力加强宗教法治化建设，努力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不违背公序良俗和不干涉教育、司法、行政职能和社会生活，这些都是“作福”的深层次体现。第三。若从佛教教职人员及信佛居士角度来看，所谓“作福”，也可以理解为指广行善事与好事，具体来说就是“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这实际上是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不仅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同时要让全社会的人都成为好人，这样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作福”，也是“共同富裕”战略的必经之路。

（三）誓愿

欲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他人的帮助，同时自身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佛教将其视为“愿力”或“誓愿”。在佛教里的“四弘誓愿”里，“烦恼无尽誓愿断”等是自利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则是利他之愿。誓愿未必一定能取得成就，而若取得成就，就必须要生起相应的誓愿。

誓愿可以促使我们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阿含经》甚至认为只要生起有利于他人的誓愿，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福德善报。试举四例：

（1）婆提长者。王舍城的婆提长者，就是因为曾发愿向一位辟支佛行而施而获得今生的大富大贵。“辟支佛得食已，便飞在虚空而去时，彼长者见辟支佛作神足，作是誓愿：'持此善本之愿，使世世所生之处，不墮三恶趣，常作财宝。'”

（2）优婆离。优婆离在出家前曾是一位理发师，出身低贱，但是他不仅手艺好，服务周到，待人和善，还经常免费为人们理发，故而在迦毗罗卫国有着极好的口碑。由于他对于理发行业的热爱，以便让更多的人获得服务，于是他在过去世曾发愿多世为理发师：“然优婆离，昔于尊者辟支佛边，剃须发已，乞如是愿：愿我生生世世之中，若得人身，恒常生在剃发师家”。正是有这份愿力，优婆离不仅成为王族理发师，并由于亲善太子而得以出家修道，最后成就阿罗汉果位，被誉为“持律第一”。

（3）释迦佛。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曾经布施过辟支佛，后来见到辟支佛飞腾于空中行走无碍，在生起大欢喜心之余也同时立下誓愿：“愿言藉此功德之力，于未来世，恒生大姓婆罗门家。”后来他果然转生于婆罗门大清净之家，名优婆伽摩那婆。

（4）舍利弗。与上述三位不同，舍利弗认为出身于中等家庭比较适合修行，而家庭过于富裕则可能会障道。然而佛陀对此并不认同，认为生于富贵之家要优于生于贫穷之家，富裕之家更有利于修行和生起出离心。在《增一阿含经》中，佛陀对舍利弗说：

 便当发愿生豪贵家，不生卑贱。所以然者，舍利弗！众生长夜为心所缚，不为豪族所缚。然我，舍利弗！处豪贵家，是刹利种，出转轮圣王，设我不出家学道者，应为转轮圣王。今舍转轮王位，出家学道，成无上道。夫生卑贱家者，不得出家学道，反墮恶趣。是故，舍利弗！当求方便，降伏于心。如是，舍利弗！当作是学。

 通过上述四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乃是普天之下所有人的一致愿望（当然也包括出家人）。贫穷家庭由于要忙于生计，很难挤出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来从事生活学习提升自己并享受生活。例如南传《鹑喻经》指出：贫穷之人无法割舍自家的陋屋破床乃至细小谷粒，犹如幼小鹑鸟那样受腐缦所缚，虽想改变现状然而却无能为力，最后只能坐以待毙，无法创造和享受自己心仪的生活方式。

实践证明，只有拥有了优渥的家庭环境以及大家都获得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才能促使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能积极向上的生活。换句话说，只有全社会完全（至少基本）消除了贫富差距，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诸如诈骗、盗窃、巧取豪夺等各种违法案件的发生，社会风气才能得到根本的好转。当这种“共同富裕”战略最终实现之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按需分配”——马克思曾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共同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不仅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和哲学手稿》中还提出见解，认为人们要把工作满足感和人生幸福感联系在一起，从而在自己的产品中找到美感或获得自豪感。如果我们细细分析，便会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与当代的“共同富裕”战略乃至早期佛教所主张的观点皆有相通之处，即让世间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共同享用人类共同创造的物质时富和精神文化财富，不仅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同时也是佛教构建人间净土的切实体现。

（四）正业与正命

作为佛教八正道之一，“正业”是指远离杀生、不与取、邪淫等一切邪妄业业；而“正命”是指依从正法，清净身口意三业，远离咒术、占卜等五种邪恶的谋手手段。也就是说，实现财富的增长，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正确的立身手段，而并非是靠非法攫取。对此，国务院刘鹤副总理在其《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文中，对“共同富裕”有着深刻的阐述。他说，“共同富裕”需要“通过共同艰苦奋斗”方能实现，“必须最为广泛有效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能动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了，需要纠正一些偏差和错误认识，即“不搞平均主义，不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避免掉入福利主义陷阱”。即是说，“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不是纵容懒汉；实现“共同富裕”要靠我们勤劳的双手，需要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想办法实现创新富裕、科技致富和实业致富，需要有正当且合法的手段。

从佛教角度来看，佛陀规定严禁佛弟子从事五种不正当职业，认为居家人有五种贩卖不得从事，即贩卖刀剑（包含枪支弹药）、贩卖人口（包括拐卖妇女儿童）、贩卖酒肉及贩卖毒品，“酤酒、卖肉、卖毒药、卖刀剑、卖女色”，另外还要防止“欺诳、谄谀、诈现少欲、以利求利（放高利贷）”，都属于禁止从事的行业。此外，诸如杀猪、屠狗、打猎、垂钓等行业，也为佛教所禁行。细忖起来，造成这些不正命邪行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兴趣爱好，根源无非就是贫困所致，这正如《长阿含经》所说的那样：“时，国人民转至贫困，遂相侵夺，盗贼滋甚。”这些贼人被捕后国王询问其情，答曰：“实尔，我贫穷饥饿，不能自存，故为贼耳”。从这里看出，物质上的匮乏与精神上的空虚，是造成社会动乱、国家无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佛教始终主张掌握一门技艺，这样更有利于谋生。俗话说“积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从当代而言，这个“薄技”可理解为“实业致富”“技能致富”。在早期佛教经典《阿含经》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手工业和制造业都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一大批医师、织师、染师（捣衣师）、陶师、瓦师、缝纫等行业都是富甲一方，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神医耆婆莫属。耆婆是佛世时著名医师，其学医七年，最早开创了开脑取虫、剖腹解结等外科手术范例，可谓西医之鼻祖。有一次他行医收入竟达一万六千金（kahapana）,另外患者家属还赏赐他许多奴婢车马，可谓名利双收。对于这些财富，耆婆并没有自己独自享用，而是用于报答祇陀太子的养育之恩，并广施慈善事业。在行医之余，他深入僧团和城乡聚落，为僧人和普通百姓免费义诊，让许多人彻底摆脱了因病致贫的困扰。

（五）营生得法

在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了“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而不是少数值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然而“共同富裕”不是天上掉馅饼，不是等、靠、要，而是需要付出辛苦和汗水，恰如刘鹤副总理所说的“通过共同艰苦奋斗”，在他人的帮助下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才能达到。因此，欲要告别贫穷实现富裕，还需要掌握一些方法，此即佛教里所说的“营生得法”。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勤劳，且具备一定的工作热情；二是要精明强干，善于分析，学会规避风险。

1.勤劳

从勤劳而言，如果过于懒散，不在说富裕，哪怕是守成，连基本的温饱也断难实现——坐吃山空，岂有不空之理？对于这样的人，佛陀称其“未得之财不能得，已得之财不能增”。而对于努力工作的人，佛陀总是给予极大的赞叹与鼓励。佛陀说，假如“世间有店主，午前精勤努力于业务，日中精勤努力于业务，午后精勤努力于业务”，那么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不能发家致富呢？只要具备这三种条件，必然是“未得之财能得，已得之财能增广”。

2.风险意识

欲要抵达富裕之坦途，还要具备驾驭风险与规避风险的能力。在古代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于供求关系较为恒定，且金融货币欠于发达，因此风险系数较小；而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信息瞬息万变，如果不具备一定的风险掌控能力，即便是拥有亿万家财，也许在一夜之间便会化为乌有。因此佛陀一再告诫那些商人们“于此世间商人要精明、能干”。对此，佛陀在南传《店主经》中有着详细的解释：

（1）精明。佛陀认为，“知道商品，此商品是如此地买，是如此地卖，其原价是如此的，有如此的利益”（《店主经》）。知道商品的进价与卖价，并且能清楚地知道成本与利润情况，如此才称得上是精明的商人。

（2）能干。所谓“能”，就是“有买卖的技巧”，何时买，何是卖，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就是具备经商的天赋，此即所谓“能干”。

3.所依具足

佛陀在《店主经》里对于“所依具足”尤其强调：“于此世间有大商人富有大财产的资产者或资产者子，彼要如是知此商人是精明、能干地抚养妻子，又对我等在适当时有供给的能力。”商人们一旦拥有了巨额财富，既能帮助自己和家人改善生活，更要在众人遇到困难时及时伸出援手，尽到一个富人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而达到“所依具足”——成为那些穷苦人的靠山依怙。从本质上说，这里的“所依具足”，实际上就是指少数富裕之人帮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实现物质上的大同。

从上述三者关系而言，勤劳是基本态度与方式，规避风险是专业能力，而所依具足，则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要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富。这不仅是佛陀的主张，同时也是佛教顺应时代与社会发展而做出的适时抉择。

（六）改变不良习性

佛教对于世间富贵的阐述，往往着眼于两个层面：从出世间层面说，所谓“财富为恶，黄金有毒”，这主要是针对出家修行人而言——出家沙门专注于生死解脱，对于物质财富自然要有所淡化。然而佛教既主张出世，也主张入世，故而从世间层面来说，佛教对于富足的生活不仅不排斥，相反还多方阐述如何守护财富；不仅要守护每个人、每个家庭的财富，还要守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财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换句话说，佛教的着眼点并非仅是个体的富裕，而是着眼于全社会、全人类的富裕，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符合人类发展的总体规律。

在《阿含经·善生经》里，佛陀提出了六种不良的生活习性：

1、酗酒。从世俗生活而言，小饮怡情，大饮不仅伤身，而且还会耗财，甚至会引起祸端。《中阿含经·善生经》说：“若人饮酒放逸者，当知有六灾患：一者现财物失，二者多有疾患，三者增诸斗诤，四者隐藏发露，五者不称不护，六者灭慧生痴。”醉酒会严重影响人的智力定力和慧力，造成神智不清，干扰人的理性判断，自然也就成为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绊脚石。

2、非时游乐。所谓“非时”，是指违背正常的作息时间，例如昼寝夜游，饮食无度，纵欲享乐、沉迷于游戏竞技等等。对于“非时”游乐行为，《善生经》认为：“一者不自护，二者不护财物，三者不护妻子，四者为人所疑，五者多生苦患，六者为人所谤。”当代许多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或手机游戏，通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使学习、工作、生活、身体、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3、沉迷博彩。迷于赌博或者出入于博彩行业，不仅会助长我们的贪欲，同时精神也是输多赢少，最终会出现返贫现象。因此《善生经》指出其中的过失：“一者负则生怨，二者失则生耻，三者负则眠不安，四者令怨家怀喜，五者使宗亲怀忧，六者在众所说人不信用。”

4、沉迷于伎乐。适度娱乐可以使身心愉悦，有利于生活与工作；然而若沉迷于歌舞，频繁出入于高档会所，则会助长自己的不良习性。因此佛陀说它同样会带来六种灾患，即“一者喜闻歌，二者喜见舞，三者喜往作乐，四者喜见弄铃，五者喜拍两手，六者喜大聚会”。如此一来，一个人便不会专心致志做事，功业自然不成。时下所流行的“网红”及网络直播和网络带货，从佛教角度看，也可以归为“伎乐”之列。若以伎乐为业，只是权宜之计，长久必会带来种种过患。

5、懒惰。“共同富裕”之路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辛苦努力才能实现，它必然与懒惰绝缘。《善生经》指出了懒惰的六种具体表现：“一者大早不作业，二者大晚不作业，三者大寒不作业，四者大热不作业，五者大饱不作业，六者大饥不作业”。懒惰者往往都会为自己寻找各种藉口，所谓不起早不贪黑、夏怕三伏冬怕三九，吃饱了容易犯困，肚子饿了又没有力气。由于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结果白白错失了许多“共同富裕”的大好时机。

6、亲近恶知识。通俗地说，就是与一帮狐朋狗友为伍，沆瀣一气。《善生经》认为其灾患有：“一者亲近贼，二者亲近欺诳，三者亲近狂醉，四者亲近放恣，五者逐会嬉戏，六者以此为亲友。”亲近恶知识乃是一种缺乏智慧的行为，其带来的恶果无非就是赌、酒、色、诈、伪、欺以及从事于各种暴力恐怖活动，稍有不慎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七）合理分配

在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这有助于更好促进收入分配合理与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如何致富乃至如何走向“共同富裕”，《阿含经》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1、四分法。所谓“四分法”，主要有三种。

（1）“后求财物已，分别作四分：一分作饮食，一分作田业，一分举藏置，一急时赴所须，耕作商人给，一分出息利。”

（2）“若索以得财，当常作四分：一分供衣食，二为求本利，藏一为储时，厄时可救之。”

（3）“集财为四分，一分供衣食，二分营作事，一分俟匮乏。”

上述三部经典中对于财物的分配，大体上都归为四类：衣食、储蓄、营生以及求利。其中的“求利”不能仅指存款取息，同时包含了布施给那些需要的人，以及将自家技艺向那些贫穷人传授，让他们也掌握发家致富的方法与技巧，此即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佛教看来，可将这种求利行为纳入到无形资产的布施之中（财施或法施），并称这种布施可谓一本万利，获福甚多。

2、五家共有。所谓五家共有，是指财物很容易为五家（王、贼、水、火、劫夺）所瓜分。而在《杂阿含经》中，五家增加到了九家，即增加了“藏自消减、抵债不还、怨习残破、恶子费用”四项。合理地使用财富，当以不浪费为原则，这个本身并没有错。然在佛教看来，所有的财富都是无常而变易的，若使自己的财富不为五家或九家所惦记，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所有人都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如此自然就没有了财富之忧。

（3）礼拜六方。在《中阿含经·善生经》里记载了善生子行六方礼，佛陀告诉其真实的“六方”应该是：东方为父母，南方为师长，西方为妻子，北方为朋友，下方为奴仆，上方为修行人。在佛陀看来，所谓的六方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普天之下的所有人。向这些人布施财物和提供必要的帮助，实际上就是践行了“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从佛教的“四摄”来说，其内容就是“布施”（dana）、“爱语”（peyyavajja）、“利行”（atthacariya）与“同事”（samanattata）。其中的“利行”，就是向那些需要的人传授技术，并且弃恶从善而走上康庄之路；而“同事”，则是将大家的困难视为自己的困难，将众生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与大家共苦乐、担祸福。若从佛教“三聚净戒”中的“饶益有情戒”来看，其中包含了十一种内涵，主要有：众生作诸饶益事，悉与为伴；众生若有病，悉与为伴；众生有恐怖，悉能救护；众生若遇丧失亲属财物诸难，不公为其安慰开解，还要给予所须之物；众生若有过错，要慈心呵责，软语相轻令其悔改。

从“共同富裕”角度来看，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们无法靠自己努力实现富裕，因此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尤其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外力的援助不可或缺。2021年12月12日-13日，著名企业家王石先生在“2021凤凰网财经峰会”上发表了演讲。他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谈到了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他提到，过去讲“为富不仁”，但“为富不仁”根本是不适宜的。只有仁才能为富。如果为富不仁，富起来很快就要垮掉。所谓的“仁”，就是除了自己的富还想到别人，还要带头和大家一块往前富有。实力雄厚的企业财团有能力、有技术、有渠道、有义务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人都享受到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红利。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用以指导把个人作为我们慈善对象的那种先后次序的这些原则，同样指导着把社会团体作为我们慈善对象的那种先后次序。正是那些最重要的、或者可能是最重的社会团体，首先和主要成为我们的慈善对象。”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团体发挥的作用显然要大于个人，这已是大多数人（包括佛教界）的共识。

四、《阿含经》对“共同富裕”的构想

    对“共同富裕”的构想与建设，可谓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2021年5月2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示范区之所以选择浙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浙江面积和人口具有一定的规模，有“七山一水二分田”，既有城市也有农村，二者人口各占一半；二是浙江具备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比如富裕程度比较高，发展均衡性比较好，改革创新意识较为浓厚，为示范区的建设探索了许多成功经验和制度模式；三是浙江开展示范区建设的空间和潜力较大，在优化支撑共同富裕的结济结构，完善城乡融合，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有效路径方面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从早期佛教经典《阿含经》的内容来看，其除了记录了佛陀的修行言教之外，对印度的经济状况、风土人情、规章制度、交通设施等方面都有详细的描述。而且，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其中还有不少涉及到了对“共同富裕”的设想与描绘内容。这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过去共同富裕情况的描述，二是对未来共同富裕世界的构想。以下将从五个方面，将《阿含经》对于“共同富裕”的构想作一总体叙述。

（一）初劫

关于人类早期的状况，《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三说：“劫初光音天，相谓我等欲至阎浮提地，即来下地食地肥故，失神足，皆共号咒。自相谓言：我等穷厄，不能复还天上。”从天界来看，光音天属于色界二境境地，人类之所以来到人间，可能是由于或然的因缘。而根据《长阿含经·小缘经》的记述，人类在形成之初都是来自于光音天，所谓，“自然化生，以念为食，光明自照，神足飞空”，他们拥有着一定的神通，不需要为衣食生计操持，故生活相当地自在如意。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此地心变为水，无不周遍”；后来大水退去，地球上一部分变成为水（江海湖泊河流等），一部分变成了陆地。在陆地之上，“甘泉涌出，状如酥蜜”，人类“以手抄自恣食之”而食之不尽；紧接着地上又生出许多地肥与地味，加上这些取之不竭的甘泉可以滋养色身。也就是说，人类在来到这个世间之前，我们的地球物质丰厚，人们完全可以不劳而获就可以获得快乐幸福的生活。但随着这些自然食味的减少，人类不得不开始劳动，培育了一些自然植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然而，随着人类的增多与物资的减少，人们不得不面临着合理分配与重新分配的问题。于是大家在众中选择了一个“形体长大、颜貌端正”且有威德的人来为大家“作平等主”。此人的职责是“应护者护，应责者责，应遣者遣”，并且负责“当共集米，以相供给”为大家“断理诤讼”，此后来演变为刹帝利阶层（王族，武士），也就是早期政府的雏形。此后，在刹帝利“以正法治民”的思想指导下，先民们实现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从而形成了初级形态的“共同富裕”。对于当时实行“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众人闻已，皆大欢喜，皆共称言：善哉，大王！”先民们都表达了高度认可。

（二）北俱卢洲

在佛教的世界观中，四大洲的说法广为人知。在四大洲中，最胜的当为北俱卢洲。《长尼柯耶》第32《阿吒曩胝经》据北天王毗沙门之口描述了北俱卢洲的样子：“那里的人不自私，不占有。不用播种，不用犁地，稻谷自然成熟，供人享用”。《增一尼柯耶》之《九集》里，佛陀说那里人的“不自私，不占有，寿数稳定，在这三方面优于三十三天和瞻部洲”。从《长阿含经·世记经·郁单曰品》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个洲界的概貌：

1、自然环境优越。用“绿山青山”“鸟语花香”来形容丝毫不为过。该经说：“郁单曰（北俱卢）天下有多山，其彼山侧有诸园观浴池，生众杂花，树木清凉，花果丰茂，无数众鸟相和而鸣。”另外，该洲的有阿耨达池，其水澄清，无有垢秽，在池周围地面柔软，“以足蹈地，地凹四寸，举足还复，地平如掌，无有高下”。犹如湿地公园般的居住环境，自然会给人们以愉悦享受。

2、食物具足。首先，从食物上讲，“其土常有自然粳米，不种自生，无有糠烩，如白花聚，犹忉利天食，众味具足”，这为创造幸福生活提拱了天然的物质条件。同时这些粮食甚至不需要人工加以蒸煮，“有自然釜鍑，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于鍑下，饭熟光灭，不假樵火，不劳人功”。其次，从穿衣方面说，“复有衣树，高七十里……皮壳自裂，出种种衣”；“复有庄严树，高七十里，花果繁茂，其果熟时，皮壳自裂，出种种严身之具”。此外还有花鬘树、器树、果树，甚至还有乐器树，生许许多装饰和娱乐之物，供人们使用。

3、生活设施齐备。例如人们想沐浴时，“河中有众宝船，彼方人民欲入中洗浴游戏时，脱衣岸上，乘船中流，游戏娱乐讫已，度水遇衣便着”。也就是说，当时大家过着有食共食、有衣共穿的完全意义上的“共同富裕”生活。

4、土地平整，无有众害。据该经记载，这个世界里有一个善见园，“园内清净，无有荆棘，其地平正，无有沟涧、坑坎、陵阜”，同时也没有蚊虻、蝇蚤虱、蚖蛇、蜂蝎等各种害虫以及豺狼虎豹等对人类有威胁的恶兽。

5、相貌端正。令人很惊奇的是，北俱卢洲的人民从长相及高矮胖瘦方面说，几乎整齐划一，“身体相类，形貌同等，不可分别，其貌少壮”，“其人口齿平整洁白，密致无间，发绀青色，无有尘垢，发垂八指，齐眉而止，不长不短”。据说生到这个世界里，都有非常殊胜的因缘善报，因此大家的相貌都大致不差。

6、财物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俱卢洲里基本消灭了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其土人民无所系恋，亦无蓄积，寿命常定，死尽生天”。因为不需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已按需分配，因此人们根本就不必为生计、赚钱、储蓄、投资（投机）行为而苦恼奔波，同时也不必为生前死后问题而苦恼，所以这个世界的人们永远是快乐的。

7、遵纪守法。由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民思想觉悟极高，因此他们既不会犯罪也不可能犯罪。经中说他们“不受十善”，并非是他们不奉行十善，而是“举动自然与十善合”，已经达到“从心所欲”的地步。

从上面七个方面叙述可以看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化与多元化，既要有充足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保障，又要拥有一个洁净清朗的居住环境。在实现了衣食无忧后，人们就自然地追求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制定律法的初衷是最终让法律条文消失，当人们从“不受十善”而举手投足自然与“十善”相契合时，那么就会实现 “共同富裕”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丰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俱卢洲为我们创建“共同富裕”树立了一个样板。

（三）轮王治世

“转轮王”（梵Cakra-varti-rajan，巴Raja-cak-ka-vattin）是佛教中理想的统治者，也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国王人选。据经典记载，此王具三十二相，即位时由天感得轮宝，令天下普得降伏与安宁。在佛教教义中，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宣扬佛教正理（即“正法治化”）并开导众生，使之离苦得乐，此即为转轮王。在前文所述的大善见王、顶生王、坚固念王等王，都是过去世轮王的代表人物。从古印度来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为现世转轮王的典范，《杂阿含经》述述了佛陀对此事的预言：“阿难当知，于我灭度百年之后，此童子于巴连弗邑，统领一方，为转轮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复广布我舍利，当造八万四千法王之塔，安乐无量众生。”而其后的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也是著名的佛教转轮王，其被雀为“阿育王第二”，《洛阳伽蓝记》甚至说：“推其本缘，乃是如来在世之时，与弟子游化此土，指城东曰：'我入涅槃后二百年，有国王名迦尼色迦，在此处起浮图。'”而《大唐西域记》则说：“迦腻色迦王以如来涅槃之后第四百年，君临膺运，统瞻部洲，不信罪福，轻毁佛法。”后来其“嘉庆增怀，自负其名，大圣先记，因发正信，深敬佛法”，开始全力弘教，与阿育王齐名，成为佛教转轮王的典范。

从阿育王所谓“达摩”（法）的内容来看，除了戒杀生之外，还涉及到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懂得尊敬长者，对父母要尽孝道，对老师要尊敬，如此全社会才能形成长幼有序的风气；二是要平等待人，举止得当；三是要善待下人，包括仆人和雇工；四是要有慈悲之心，对需要的人（无论是出家人还是穷苦人）都要慷慨布施；五是要诚实讲真话；六是对世间一切生命充满着强大的慈善心。从善行而言，阿育王有这样的诏令：“任何地方得不到适合人或动物的药草，我命令将其引进并生长。任何地方得不到药根或果实，我命令将其引进并生长。为了人和动物，我命令在道路沿途打井和种植树木。”然而对于种树果树、打井、建了驿舍等善行，对于阿育王来说只是小善，“但这些都是小的成绩，让人们幸福的事情已经由前面的国王所做，我做这些的目的是实践达摩。”因此，除此之外，阿育王还做了以下几件事：

1、“非暴力”的和平政策。从佛教的“不杀生”进而推导出国家治政中的“非暴力”，其中休刀兵、和平治国以及和平外交是诏令的重点内容之一。凭心而论，创造安宁团结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是实现“共同富裕”所不可或缺的。若战事频仍，那么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将无从谈起。因此阿育王对大臣及王子们说：“让我的子孙不要考虑新的征服，如果进行军事征服，他们也要宽容、征罚要轻，更好的是他们要考虑仅用达摩来征服，因为这会在此世和来世结下果子。”阿育王的这种做法，显然与《长阿含经》中转轮王的做法基本一致，“时，转轮王即将四兵随其后行……东方诸小国王见大王至，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来诣王所”，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2、以民为本的政策。从佛教的“视众生如己身”出发，阿育王教导各级大小官员都要“爱民如己”：“所有人的都是我的孩子 ，我所希望我自己的孩子 是此世和来世世的幸福，我也期望所有人都如此。”同时他也强调官员们应该以促进民众的幸福为己任，“一个人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专业的保姆，会感到有信心，会想这个护士会把我的孩子照顾好；同样，我任命了这些拉卡斯是为了国家的子民们的福利和幸福”。

3、官吏精勤奉公。首先，阿育王以身作则，认为无论在何时何地，大臣都可以随时向国王汇报国事民情，认为“我视考虑所有人的幸福为我的职责，促进所有子民的福利是最大的善举，我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要偿运我所欠众人的债，并保证他们在此生幸福，来世进入天堂”。其次，要求官员要克尽职守，廉洁奉公，处理纠纷不偏不倚，对穷苦百姓要充满怜愍爱惜，“你（们）务必正确履行职责……履行你（们）的职责就会结出硕果，相反则既不会令上天也不会令国王高兴。你们没有责责会令我不高兴”；“我希望法律统一和判决一致。我甚至走得比这更远，允许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在监狱中待三天”。从这里可得知，“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要求各级官员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扶贫攻坚工作的各种讲话中不难看出，其中处处闪耀着精勤、奉公、慈悲的智慧光芒。

4、宗教平等与宗教宽容。在2021年12月3日至4日召开的全国宗教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必须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本宗教与其他宗教的“积极与健康”，二是本宗教内各语系、各宗派之间的“积极与健康”。对于其他宗教，阿育王主张宗教宽容，他认为“既尊重苦行者也尊重所有宗教派别”，“他给予他们礼物并表达不同的敬意”“既不要赞美自己的宗教，或无端谴责他人之宗教；如果批评有利，也应以温和方式进行，但最好因此而尊重其他宗教”。根据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我国信教公民近2亿，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其中信仰伊斯兰教人数为2000多万人，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基督教信徒约3800多万人，而佛、道教信徒难以统计。由于信教群众占我国人口的七分之一，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途中，实现宗教和谐健康发展，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轮王治世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即“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配合，既要创造安定团结的和平环境、以民为本的策略，也要官吏的勤政爱民以及信徒群众之间的和睦相处，此乃所谓“因缘聚会”。作为现世转轮王的代表，阿育王治国理念甚至给了开创我国大一统的隋文帝很多启示。例如隋开皇元年（581），文帝在诏书中就说：“用轮王之兵，申至仁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己类香华，玄黄之野，久固净国”；“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从中可以看出隋文帝认为自己也是轮王的化身。而玄奘法师也将唐太宗李世明比为转轮王，称“伏惟皇唐之有天下也，运金轮而临四有，握璇极而抚四方，耀慧日于六天，蒸法云于十地。”从这个角度来看，轮王思想中的一些精髓，对于“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与实现大有裨益。

（四）跋耆国的“七不衰法”

欲实现举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体制与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需要“从目标导向出发，全方位聚集以人为核心的共同富裕，重点从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谋划部署”。这说明“共同富裕”的内涵十分丰富，虽需要首先解决人们的物质贫困，但又不仅限于物质生活，其他诸如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要达到“富裕”的水准。从早期佛教经典《阿含经》来看，古印度当时的十六大国中，与当代这种“共同富裕”理念较为契合的，大约只有“跋耆”这个国家。佛陀在《长阿含经·游行经第二初》及《中阿含经·雨势经》中，对跋耆国对于“共同富裕”的营建作了侧面的描述。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位于中印度的摩揭陀国很想攻打跋耆国，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于是阿阇世王委派大臣禹舍（又译为“雨势”）来拜见佛陀，一番寒暄后，禹舍声称“跋祇国人自恃勇健，民众豪强，不顺伏我，我欲伐之”，并征求佛陀意见“不审世尊何所诫勅”，企图为战争寻找合法化理由。佛陀对此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与弟子阿难进行了一番之间进行了一番有关跋耆国现状的问答。从师徒的一问一答来看，跋耆国主要具备七点优势，即“七不衰法”（或“七不退法”），主要有：

 七不退法者，若a.数相集会，议论正事；b.君臣和顺，上下相敬；c.奉法晓忌，不违礼度；d.孝事父母，敬顺师长；e.恭于宗庙，致敬鬼神；f.闺门真正洁净无秽，至于戏笑，言不及邪；g.宗事沙门，敬持戒者，瞻视护养，未尝懈惓者。则长幼和顺，转更增盛，其国久安，无能侵损。

 上述七法之中，一是“数相集会，议论正事”，是指中上层经常召开有关民生民计的集体会议，在佛陀看来，这就是国家统治阶层的“正事”；二是“君臣和顺，上下相敬”，所讲的无非就是“和”与“敬”，从国家层面说，君臣之间不能相互猜忌，而要“和顺”，百姓家庭之中要讲“敬”，即遵从道德习俗，从而创造和谐共荣的社会环境；三是“奉法晓忌，不违礼度”，是指尊重法制与社会道德规范，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四是从伦理来说，要“孝事父母”与“敬顺师长”，即便是父母与师长有过错，也只能在“孝”与“敬”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想法；五是“恭于宗庙，致敬鬼神”，此处指的是宗教信仰，即人民相互尊重各自宗教信仰（或无宗教信仰），而不是相互诘难与攻伐；六是无论男女都要洁身自好，不要沾染一些不良的习气或嗜好；七是对出家修行者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关照，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以助于他们安心办道。在佛陀看来，只要做到了上述七条，那么必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摩揭陀国的大臣禹舍听完之后，认为一个国家只要做到其中的一条，别国就不可图谋征伐，更何况跋耆国已经具备了七不退法了呢？故而后来阿阇世王就放弃了攻打跋耆国的念头。

与上述“七不衰法”相似，佛陀还提出了僧团的“七不退法”，即数相集会，讲论正义；上下和同，敬顺无违；奉法晓忌，不违制度；力能护众，多诸知识，宜敬事之；念护心意，孝敬为首；净修梵行，不随欲态；先人后己，不贪名利。佛陀认为，如果僧团中的每个成员能够做到这些，那么必然是“长幼和顺，法不可坏”。如果将上述跋耆国与僧团的两种“七不衰法”加以甄别，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首先，所谓“正事”与“正义”，都无非强调必须具备一个强有力的指导性思想。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来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无疑是创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指导思想。

其次，除了加强和改善民生工程之外，当务之急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摩揭陀国的阿阇世王之所以要打算攻打跋耆国，是因为该国“自恃勇健，民众豪强”（《长阿含经》），“跋耆国人有大如意足、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中阿含经》），这些都是跋耆国人民有着丰富且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为后盾。只有国家和人民首先在物质层面实现“共同富裕”，才有可能过上如意自在的幸福生活，才有可能让外敌心存忌惮而不敢肆意妄为。

再次，既要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让人们真正“富”起来，还要着力于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共同富裕”的完整内涵。跋耆国的君臣和广大百姓之间能够做到“和”“顺”“敬”“孝”“恭”“宗”，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说明他们有着较高的精神追求甚至是宗教信仰追求。实践证明，心中有“因果善恶”这杆秤，人生的天平就不会过于失衡。这正如《永嘉证道歌》里所说的那样：“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机终不吝。”“共同富裕”不仅是“身不贫”，更是“道不贫”乃心中藏着“无价珍”的精神向往。

最后，“七不衰法”包含着对全体僧俗二界自身德性的两个要求：一是要“净修梵行，不随欲态”。“共同富裕”是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而不是物质生活的无限膨胀，甚或助长了人们贪欲与贪婪，那样就会与“共同富裕”理念背道而驰；二是“先人后己，不贪名利”，即始终将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人民群众首先不断感受到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既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里有关“共同富裕”理念的基本愿景。

（五）未来弥勒世界

弥勒菩萨是耳熟能详的一位大菩萨，在寺院里通常是以大着肚皮、开口常笑的形象安坐于天王殿中。据经典记载，弥勒菩萨住在欲界天第四天的兜率内院，并在那里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授记他将来将下生人间，继之为佛，号弥勒佛。在《增一阿含经》卷四十四中，详细介绍了弥勒佛当来下生之时，其时世界将是一片“国土丰乐”的繁盛景象，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自然环境优越。此时气候宜人，无有严寒酷暑。“时气和适，四时顺”， “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成行”，“时，阎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弊花果树枯竭，秽恶亦自消灭”，可以说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

2、社会环境大为改善， “城中有龙王名曰水光，夜雨泽香，昼则清和”，还得到了叶华罗刹鬼王虔心拥护，“所行顺法，不违正教”，使人们得到了很好的庇佑保护；待到人们夜间熟睡之后，这个罗刹鬼王“除去秽恶诸不净者，又以香汁而洒其地，极为香净”。故而此时社会居住环境也空前改善，没有违犯十善及坑蒙拐骗等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且环境极为洁净，可以说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是一尘不染，处处香气扑鼻。

3、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其一，“举阎浮地内，谷食丰贱”，“甘美果树，香气殊好”，人们不会为衣食住行问题而奔劳，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做到了饮食自由；其次，当时世间“多诸珍宝”“所谓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真珠、琥珀，各散于地”，“无人省录”。正因为物质高度发达，人们也完全实现了财富自由，故而人们真正做到了淡化物欲，视“此宝与瓦石同流，无人守护”，从而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

4、精神境界大为提高。待到弥勒下生之时，百姓疾病大为减少，“人身之中无有百八之患”。疾病的减少，必然会带来平均寿命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此时百姓的欲望也没有先前那么旺盛，“贪欲、嗔恚、愚痴不大殷勤”，所谓“人心平均，皆同一意，相见欢悦，善言相向，言辞一类，无有差别”。人们动念即善，连邪恶的念头都不会生起，故而也不可能生起战乱。

5、轮王现世，弥勒说法。此时有转轮王名叫蠰佉，“正法治化，七宝成就”。拥有七宝，便可以达到“不以刀杖，自然靡伏”。而此时弥勒佛也示现于世间，并为僧俗二众说法。给僧人说法方面，即所谓的“龙华三会”：初会为八万四千人证果，二会有九十四亿人证果，三会其所度化的更是不计其数。在对在家居士说法方面，主要说的是“三论”：施论、戒论、生天之论；在此基础上说出世间法，所谓“欲不净想，出要为妙”，并进一步修行解脱之法。

然而，未来的弥勒世界据说要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这对于众生来说又似乎过于遥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佛陀又为众生施设了弥勒净土，即兜率天的兜率外院，此天在欲界的第四天，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很容易到达那里，那里有数不清的宫殿皆众宝所成，有食不尽的甘美果味，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且能随时听闻弥勒大士的音声教诫，从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品位。而且上生到那里都很容易，“若有比丘及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生天者；爱敬无上菩提心者；欲为弥勒作弟子者”，“佛灭度后，我诸弟子，若有精勤修诸功德，威仪不缺，扫塔涂地，以众名香妙花供养，行众三昧，深入正受，诵读经典，如是等人，应当至心，虽不断结，如得六通……发弘誓愿，命终之后，譬如壮士屈伸臂顷，即得往生兜率陀天” 。玄奘大师甚至将兜率净土与弥陀净土作了对比，“西方道俗并作弥勒业，为同欲界，其行易成。……弥陀净土恐凡鄙秽，修行难成”。据说弥勒世寿为八万四千岁，他灭度后，其法也可以流传遗存八万四千年。弥勒临临涅槃时曾留给世人有一偈：“口意不行恶，身亦无所犯；当除此三行，速脱生死渊。”这有两方面所指：一是对现实中人的殷切期盼，即身口意三业都要行善，二是说只要做到身口意三业都能清净，则上升弥勒净土则为弹指间的事情。

从《阿含经》对有关“共同富裕”的构想来看，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在初劫时期，人们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对物质需求不高，而大地物产丰富，因此人们不必为富裕而辛苦劳作；即便后来产生了类似于原始公社式的“家长”刹帝利，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初劫社会的原始属性，大家有衣共穿，有食共享，这可以称之为“共同富裕”的原始形态。而北俱卢洲乃是四大洲的一个特例，其自然环境优越，物产丰富，且极为长寿。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故而也感受不到“苦”的存在，这是一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理想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当下的“共同富裕”树立了一个样板。而轮王应世以及跋耆国的“七不衰法”，可谓是现实版的“共同富裕”楷模。而未来世界的弥勒国土，则可视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施设的一个奋斗目标。

余 论

2021年下半年先后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了要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会议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目前，脱贫攻坚已取得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了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浙江率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从示范区的四大战略定位来看，一是要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二是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三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四是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为了实现这四大战略定位，又有着六个方面的重要举措：一是在物质基础方面，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五是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六是构建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这些定位和举措，对于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提供了重要的展示窗口。

佛教并非是保守固化的宗教，它时刻与时俱进，在实现中国化方向方面从未止步，也永远不会停歇。对于“共同富裕”，作为早期经典的《阿含经》有着独特的理解，即从比丘修行的角度，认为不仅要让自己衣食无忧，更要让所有大众都能得上幸福生活，此即为“布施”。布施有财施和法施两种，财施是物质上的帮助，法施是精神上的慰藉。此外，四无量心中的“舍”、六度中的“布施”、四摄中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甚至佛教僧团“六和敬”中的“利和同均”，都可以视为“共同富裕”理论的有力补充。

《阿含经》中不仅有对“共同富裕”的基本认识，更有许多践行“共同富裕”的代表人物，例如主张如法治国的转轮王、慈悲济世的频婆娑罗王和扶贫抑富的波斯匿王，以及为数众多的长者居士，都是“共同富裕”典范人物。不仅如此，《阿含经》还向我们传授了许多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这些对当代脱贫致富之路有着有益的启示。最后，《阿含经》还对未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些构想，甚至还列举了一些样板国度世界提供给我们参考。例如初劫时、北俱卢洲的生活情况、现实版的轮王治世、跋耆国的“七不衰法”乃至未来世的弥勒世界。尤其是弥勒世界，为“共同富裕”构画了一幅壮丽的蓝图。在那个世界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极其优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完全实现了饮食自由和财富自由，真正做到了“按需分配”，人们不需要再为生活而奔波打拼，彻底消除了城乡壁垒与贫富差距。同时，人们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根本改善，虽然兜率居民还存有一定的烦恼，但是“贪欲、嗔恚、愚痴不大殷勤”，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点一致，“人心平均，皆同一意，相见欢悦，善言相向，言辞一类，无有差别”，起心动念皆符合五戒十善标准，不存在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同时，由于人们极少生病并极其长寿，因此医疗卫生服务设施也是形同虚设。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这些与“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大约也是殊路同归吧！

从当下而言，欲要把“共同富裕”这块“蛋糕”做大做好同时又要切好分好，需要包括佛教界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浙江作为国家首批共同富裕示范区，于2022年2月7日农历上班第一天，浙江省委就在第一时间内召开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在会上省委书记袁家军强调： 共同富裕的性质“是开创性事业，是系统性变革重塑”，具体的做法是“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勇担使命、塑造变革，创新突破、蹄疾步稳，找跑道、定目标，建体系、抓改革，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群众有感、可示范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动员全社会力量”，从而加快向共富型跃升转变。

佛教界的功能不仅要和谐社会净化人心，同时在慈善事业方面大有可为。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表示，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方式，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佛教做慈善事业由来已久，在历史上有一种被称为“无尽藏”（又称“无尽财”）的方式，即寺院将信徒捐献的财物的一部分用于社会慈善事业，“律云无尽财，盖子母展转无尽故”。例如在南北朝时代，信众基于福田思想亦行于无尽藏法；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信义大师在长安化度寺设置“无尽藏院”，以统一经营无尽藏；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无尽藏院集蓄锦帛金玉等无尽财，提供天下诸寺院修缮之用；贞观二十三年（649），无尽藏院举行无尽藏施，普施供养全国僧俗。则天武后如意元年（692），又于大福先寺行无尽藏施。长安年间（701～704）、景龙二年（708）及四年，化度寺分别举行无遮大会。从佛教发展史实来看，寺院有时也会使用“无尽藏”来进行商贸经营，如以“无尽藏”的财力和粮食经营典当、租赁、质押、借贷等行为，以帮助急需现款或米麦等贫穷人家，但这些行为大都属于无息或微息行为，而此善举却时常被世人所误解或妖魔化。在历史上，寺院举办的各项慈善事业主要项目有：（1）遇天灾时，施粥饭米粮给饥民；（2）经常以食物、衣服或其他物品施助贫寒；（3）为当地公众修路、建桥或设立渡船；（4）在路旁水边，替公众植树遮荫；（5）打造义井，修造水渠，为当地民众民费供水灌溉；（6）设立赠衣施药的义诊所及免费的医病坊（或安济坊），帮助贫病之人；（7）提供免费食宿，让贫寒家庭的考生在寺院里居住读书；（8）提供其他的免费的慈济助困事业。这些福利慈善事业皆取诸社会而且之于民，受到僧俗二众的广泛赞誉。

为了配合浙江开始“共同富裕”建设，普陀山佛教协会在2021年9月4日即成立了“共富基金”领导小组，9月26日下午，在舟山市委统战部举办的“'共富有我'积分暨'共富基金'开启行动”开启仪式上，普陀山佛教协会道慈会长宣布设立2亿元的“共富基金”（2021-2025），该基金将主要用于慈善救助、弱势群体关爱、结对帮扶等方面。事实上，普陀山佛协在“共同富裕”及慈善事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自2010年起，佛协每年列支2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开展赈灾救荒、帮困济贫、浚河筑堤、修路架桥和兴教助学等慈善公益事业，近十年用于公益慈善款项逾十亿元，先后获得了第三届“浙江慈善奖”机构奖，并于2021年2月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这一国家级荣誉，可谓名至实归，来之不易！

普陀山佛教协会在2021年年终总结大会上，道慈会长在讲话中指出“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推进慈善公益提升方案”，具体做法是：（1）提高政治站位，紧跟共同富裕推进步伐；（2）搭建活动平台，助推共同富裕精准落地；（3）加强监督管理，提升共富基金使用效率；（4）转变救助形式，促进精神物质共同富裕。在讲话中，道慈会长还进一步提出，“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裕，更是精神上的富裕”，“要促进传统的单一现金、实物救助向精神慰藉、心理疏导等精神层面的帮助转变”，而这是更高更深层次的共富理念，也是佛教适应时代社会所做的创新举措，对整个佛教界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导向意义。为了落实道会长的讲话精神，佛协还专门将“共富有我”行动列入到“普陀山佛教协会2022年工作要点”之中，非常值得称道与赞叹！

行至文末，笔者由衷祈愿我国“共同富裕”的壮丽蓝图能早日实现！

                  （2021年12月23日初稿，2022年2月1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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