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教育的现状与新时代发展的展望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性纯

摘  要：佛教作为社会团体，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之一，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如何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其根本上是要加强佛教僧才的培养。以僧才为根本，注重僧才的培养，才能传承和发扬佛教的优秀文化。中国佛教的僧才培养始于何时？其现状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该如何发展？对此，本文将尝试予以说明。

关键词：佛教，僧教育，僧才培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是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的有关我国教育事业的大方针，把教育提升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这也充分展示了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通过人才的培养来推动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以及当前西方国家在高端技术方面对我国的封锁，也充分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

佛教作为社会团体之一，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如何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推动佛教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这一切都离不开佛教人才的培养。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曾说：“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那么，中国佛教的僧才培养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取得了哪些成果？当前中国佛教人才的状况如何？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加强佛教人才的培养？笔者将结合中国佛教僧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僧教育的沿革

“僧教育”属于教育的一种，但与国民教育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僧教育是属于佛教教育，一般来说是由佛教机构倡导、创建和开办的；第二，僧教育的对象是佛教僧侣（含尼众），佛教对于在家信众的教育不能列入僧教育的范围；第三，僧教育的内容是以佛学为主，以世俗学问为辅；第四，僧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僧人的僧格、造就僧才，服务社会大众，净化人心，更好地引导信众。“僧教育”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凡是对于僧人的教育都可称为僧教育，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佛教的僧教育古自有之，且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可以把唐代之前在译经中学习佛法教义与唐代之后丛林佛教的师徒相授都称之为僧教育。狭义的僧教育是指借鉴近现代国民教育模式，在学堂中依课程不同而集中传授的教育。这类僧教育在我国佛教中肇始于清末民初之际，也是当前佛教僧教育的主要模式，故而，本文所探讨的僧教育属于狭义的范围。

1.僧教育的肇始

中国佛教中具有现代学堂教育模式的僧教育起始于清末之际。如谛闻法师在《从过去僧教育的失败来说未来僧教育的补救办法》中所讲：

我们中国佛教教育的产生，大约肇始于有清光绪三十年间。

现代学堂模式僧教育的出现，其产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开办佛教教育，而是为了保护寺产、对抗清廷的政令的结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维新派和官僚的影响下，光绪帝颁布了废除淫祠，改为孔庙的政令，如《劝学篇》中所载：

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七，僧道仍食其三。

庙产兴学的主要内容是将各县寺观没收十分之七改为校舍，留下十分之三安置僧道；把寺庙田产十分之七用作兴办学堂之资，其余留作僧道膳食之用。这于社会而言，是在创办教育，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但就佛教而言，则是一场对佛教的掠夺。面对这场掠夺佛教寺产的“庙产兴学”风潮，佛教为了避免寺庙财产被损毁、侵占，以自办学堂的方式来加以抵制，保护佛教寺产，维护佛教利益，在此基础上才逐渐发展出较有影响的僧教育。关于早期佛教教育事业，寄寥在《僧教育的检讨》中对此也有说明：

当时政府创办学校，提倡新教育，民间纷纷夺寺产办学，北京觉先和尚等用教育名义组织僧教育会。看那时所办的小学清醒，就知道是一种抵制学潮的办法，并不曾想到这个名词的涵义怎样？然而佛教确实因此办起所谓僧教育来了。

太虚大师在《从中国的一般教育说到僧教育》中也涉及到了相关的内容：

至于僧教育……光绪三十年以后，因各地方兴学校、夺庙产的关系，八指头陀与北平觉先、杭州松风、江苏月霞等，并办僧教育会，由僧界自办僧学及请绅办人民小学。

可知，僧教育的出现是与清末庙产兴学的背景下，为保护寺产而以僧教育会的形式而出现的，开办的教育不仅是针对佛教僧伽，还有服务于普通民众的国民教育。尽管僧教育的最初设立并不是以培养僧才为目标，但它为现代的僧教育提供了开端，在僧教育历史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僧教育的主要机构

尽管最早设立僧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对佛教人才的培养，而是为了对抗清廷的庙产兴学制度、保护佛教寺产，但为日后佛教僧教育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在对抗庙产兴学运动之际，最先形成的佛教教育机构为宁波天童寺住持敬安法师在杭州创办的佛教总公所及民、僧小学堂。如狄楚青在上海《时报》中讲：

寄禅师新天童来，日内即往杭州创办僧学堂，诚吾国得未曾有之举也。

由此也可得到证明。

自此之后，中国佛教的僧教育事业便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当时出现的佛教教育机构主要有：

1904年9月，扬州天宁寺在住持显恒在开设扬州普通僧学堂；

1905年，北京佛教界成立了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

1905年9月，浙江佛教申请设立浙江佛教学务公所，于次年9月成立浙江僧教育会；

1907年，杨仁山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

1908年，北京设有北京觉先寺学堂，浙江普陀山设立慈云小学和法雨小学；

1909年，两江总督端方于南京三藏殿开办僧师范学堂；

1914年月霞受罗迦陵之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大学——上海华严大学，又于1917年在常熟兴福寺创办了法界学院，都是属于专弘华严的佛教教育机构；

1919年，仁山法师于高邮放生寺创办天台学院；

1921年，了尘、戒尘、慈舟在武汉汉口开设了九莲寺华严学校，为武汉最早的僧教育机构；

1922年，太虚法师在武汉设立武昌佛学院，同年，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了支那内学院；

1923年，迎江寺住持竺庵发起安徽僧学校，即迎江寺佛教学校；同年，慕西法师回在信阳创办了信阳佛教养成学校；

1924年，北京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创立了北京弘慈佛学院；佛源、圣钦、昌圆法师在四川成都文殊院创立四川佛学院；

1925年，广津、瑞澂、转逢、会泉等在厦门创立闽南佛学院；

1926年，常州清凉寺成立清凉学院；

1928年，为武昌莲溪寺体空和尚募资倡办成立武汉华严学院；空也法师在北京创办中华佛学院，太虚大师发起召集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南京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浙江省佛教会在杭州招庆寺创办杭州僧学院；

1929年，容虚和尚发起，安徽九华山佛教会主办在九华山化成寺开办九华山佛学院。

1930年，北平柏林桥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在于柏林寺内设立柏林佛学院；

此次之外，还相继设立了福州鼓山佛学院、常州天宁寺佛学院、泰州光孝寺佛学院、普陀山法雨寺南海佛学院、重庆缙云山缙云寺汉藏教理院、开封佛学社所设立的河南省佛学院、潮州开元寺的岭东佛学院、南京栖霞寺的京栖霞佛学院等。可见，创建佛教教育机构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各大寺院都在创办不同级别佛学院。结合历史来看，并非所有的佛教教育机构都能承担佛教人才的培养，有的甚至是昙花一现，很快就退出了佛教教育的范围。真正对佛教发展起到推进作用的主要有：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太虚大师担任院长的闽南佛学院和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这些可以视为民国时期佛教教育的标杆，为中国佛教培养不少高端人才，推动了中国佛学的发展。

二、僧教育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总体上延续了民国时期的办学特点，以学堂的现代办学模式来开展，期间虽然有过暂停，但它依然是佛教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与民国时期的僧教育机构相比，当今的僧教育机构在数量上也相当可观，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对宗教院校基本信息的统计，我国佛教院校共有43所。其中隶属于中国佛教协会的有中国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以及本焕学院，共6所。其它佛学院大多隶属于各省市佛教协会，如四川省佛教协会主办的有峨眉山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藏语佛学院及其阿坝和甘孜分院，共5所。浙江省佛教协会主办的有浙江佛学院、杭州佛学院以及浙江慈云佛学院，共3所。江苏佛教协会主办的有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江苏佛学院、江苏尼众佛学院、戒幢佛学研究所、鉴真佛学院，共5所。江西省佛教协会主办的有江西佛学院和曹洞佛学院，共2所。福建省佛教协会主办的有福建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共2所。云南省佛教协会主办的有云南佛学院、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共3所。此外，陕西省佛教协会主办有法门寺佛学院，山西省佛教协会主办有五台山尼众佛学院，山东省佛教协会主办有山东湛山佛学院，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办有青海藏语系佛学院，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主办有内蒙古佛学学校，湖北省佛教协会主办有武昌佛学院，湖南省佛教协会主办有湖南佛学院，黑龙江省佛教协会主办有哈尔滨佛学院，河南省佛教协会主办有河南佛教学院，河北省佛教协会主办有河北省佛学院，海南省佛教协会主办有海南佛学院，广东省佛教协会主办有广东佛学院，甘肃省佛教协会主办有甘肃佛学院，安徽省佛教协会主办有九华山佛学院，西藏自治区佛教协会主办的西藏佛学院，上海市佛教协会主办有上海佛学院，重庆佛教协会主办有重庆佛学院。

当前佛教的僧教育机构在数量和规模上还是较为可观，是以中国佛教协会为主导，以地方佛教协会为补充的创办和管理模式。在佛教传承与学系上是以中国传统汉传佛教为中心，同时也涵盖了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将我国佛教的三大传承都纳入其中。其中，汉传语系佛教教育机构是以中国佛学院为主导，以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以及本焕学院作为辅助，以各省市佛教协会创办的地方佛学院为补充。藏传语系佛教教育机构主要集中在以四川、青海、西藏、云南四省，是我国藏传佛教传播的主要区域；上座部佛教的教育机构则有云南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和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也是根据我国上座部只在云南传播的这一特点而设置的。

虽然当前我国僧教育机构数量众多，规模齐全，但结合各佛教教育机构的现实发展状况来看，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办学目标不明确。从佛教教育机构最初的设立虽然是为了保护寺产、对抗庙产兴学运动，但从后续各类佛教院校的开办情况以及佛教院校本具的功能来看，佛学院校的目的本应是培养佛教人才、研究佛学思想、弘扬佛法。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些佛教院校虽然属于地方佛教协会的管理范围，但实际上则是由某一寺院在经办，也因此导致这些佛教院校的办学主要目的是为了佛寺在对外宣传时用来充当门面的工具，并没有将培养僧才作为首要目标。

其次，课程设置不合理。自清末民初开始设立佛教院校之后，首先要解决 就是要教授哪些课程。关于佛教院校的课程设置，当前的课程设置与民国期间的相比，改观不是很大，甚至有些退步。如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把办学分为中学部、大学部和研究部三个层次，在课程上则规定：

中学课程以修身、内典、国文、英文等四科, 占三分之二学时；其余算术、代数、生物、植物、物理、化学、文学及中外地理, 占三分之一学时；音乐、图画、手工等随意开设。大学部与研究部, 除习各宗要义、源流外, 还设因明学、律学、心学、佛法美术学、印度哲学、中外哲学、佛教史学、中国古文学及梵、藏、英、日文学等，重心在瑜伽系学说上。研究部专究学科不限。

可以看出，其在课程设置上并没有局限于佛教知识，而是将国民教育中的基本课程以及与佛学相关的语言学、哲学、史学、美学等学科内容也纳入进来，将佛学只是置于更宽的知识体系之中。又如太虚大师在设立广文精舍和众艺精舍时所构想的课程设置中，他在广文精舍中设置为华文科、梵文科、欧文科、翻译科以及纂述科，是从语言和文献解读与编写的角度来培养走向世界的人才。在众艺精舍众又开设美科、业科、著科、微科和玄科，将国民教育的课程也纳入到佛教教育之中。就当前佛教院校的课程设置来看，大多只限于佛教知识的范围之内，只是在语文、外语、书法、政治思想等方面略有扩充。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满足当前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求。

第三，师资上的不足。佛教院校培养的对象是青年僧侣，依佛教的传统，僧侣又往往可称为人天师表，是社会民众（至少是普通信众）的模范和学习对象。因此，这也会限制佛教院校在师资方面的选择，很少接受在家教师教授出家法师佛学课程的情况。结合现实情况来看，佛教院校在选择教授佛学类课程的师资时往往会局限于教内僧侣，在预科、本科阶段的佛学课程上尤为如此，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则有所改善。如中国佛学、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在研究生的培养时，往往会和国内各大高校名师合作，共同培养。实际上，预科、本科的教育在僧才培养中更为重要，只有打好扎实的佛学基础，才能更好地深入佛法的学习之中。就师资的知识结构来看，当前教内僧侣总体文化水平虽有提高，但受过哲学、佛学等相关专业训练的并不多。在佛教院校担任佛学课程教授的僧侣老师大多数是在佛教院校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有的甚至是在同一院校学习、教授，如此不仅不能将佛学置于更大的学科范围，提高学僧的知识视野，还会导致近亲繁殖，不利于新思想、新观点的开发。

三、僧教育的建议

尽管我国佛教院校开办的僧教育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无论是在佛教人才培养方面，还是佛学研究与创新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成果，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能更积极有效地发挥佛教的作用，佛教院校在僧教育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供。有关佛教院校僧教育的建议，学术界和佛教界也都有较多的思考，笔者仅就以下几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认识。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化爱国爱教思想

存在即是道理，佛教作为宗教团体，体现的是宗教文化，其之所以能立足于中国社会，就说明了佛教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但佛教的发展必须要适合时代发展的需求，紧跟时代步伐，要与时俱进，如此才能发挥佛教的作用。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工作报告”中再一次重申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20年11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也明确规定了“必须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宗教政策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佛教作为宗教的一种，因此，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与其它外来宗教相比，佛教传入时间最早，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紧随时代和政策的发展而做出自我调整，以适合和满足时代的需求。中国佛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实际就是佛教在思想层面为适应时代的文化需求而做出的调整。在政策方面，道安法师提出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也为佛教的发展必须依赖执政者的领导奠定了基础。自东晋时期出现的僧官制度是在行为与制度上接受执政党的监督与管理的最好例证。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佛教的发展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佛教院校是佛教人才培养的基地，因此，在佛教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灌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培养和强化学僧爱国、爱教精神，做到佛学上有见地、道风上纯洁无暇、政治上靠得住的新时代复合型僧才。

2.打通内外、贯通中西

僧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僧才，弘扬佛法，推动佛教的发展，发挥佛教的社会作用。因此，培养出什么样的僧才，僧才的综合素质情况直接影响到佛教未来的发展方向。佛教僧才的培养固然需要以僧格的养成和佛学知识的培养为主要目标，但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科技与信息发展迅速，社会民众文化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新一代年轻僧侣如何在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社会民众中宣讲佛法、传播佛教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不仅是对新一代年轻僧侣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佛教院校的考验。

结合当前佛教院校僧教育的具体情况来看，在僧才培养过程中，主要是以佛教内学为主，较少涉及到佛学以外的其它学科。即便是在佛学学科范围内，也经常以某一部或某几部经论作为课程内容来传授，缺乏理论性、系统性、综合性的佛学课程，不利于培养学僧的分析能力、归纳总结能力。笔者认为，僧教育应该考虑佛教本身的特性，从不同的层面来培养学僧的能力。就佛教自身而言，它属于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以宗教学的视角来认识佛教。佛教作为社会团体，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必然会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产生关系，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佛教，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佛教与民俗、艺术等相关领域的关系。就思想层面而言，佛教思想是中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哲学的层面，故而，需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佛教。此外，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人类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文化的交流也是如此。佛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随着我国对外事务的交流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与世界文化产生碰撞。如何在全球视野中阐述我国的佛教文化，也需要当代年轻僧侣具备国际化的知识。故此，笔者认为，当前佛教院校在年轻僧侣的教育上，除了传统佛学内典的学习之外，还需增加宗教学、社会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诠释学等课程，一方面扩大年轻学僧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培养年轻学僧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哲学表达能力。

3.加强多元宗教文化的学习

佛教属于宗教的一种，在佛教文化的学习过程中除了将佛教置于宗教学的范围内来认识佛教之外，还需要注重佛教与其它宗教的关系，通过其它宗教的学习来更好地把握佛教的特点，加强宗教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曾说，“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所以，作为培养佛教教职人员的佛教院校在僧才的培养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佛教自身的范围，而应该加强相关宗教的学习，以了解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就我国佛教教育而言，必须要考虑到国内外的宗教关系。于国内来讲，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同样都被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在某些概念和理论上具有相似性，且佛教在初传之际还通过格义的方式，借鉴道教词汇来表达佛学内涵。例如“空”与“无”的关系，“涅槃”与“无为”的关系，“般若”与“玄学”的关系，如果仅仅只是局限于佛学知识的话，也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早期中国佛教，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的本质。于国际宗教而言，影响力较大的还有基督宗教和伊斯兰宗教，因此，也有必要了解这两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这是因为从基督宗教的教义、重要历史事件及信仰表达方式上与佛教有着较为相似之处。如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与佛教的业力思想、基督教的救赎思想与佛教的解脱思想、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与佛教的三身说、基督教的大公会议与佛教的结集、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与佛教宗教事务的某些现象等等，两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较大差异，且能对佛教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所以，新时代社会下佛教院校在僧才培养上不能固守佛教的阵地，而应该放眼全球，将佛教置于世界宗教的范围，才能在更高的层面认识佛教，宣扬佛教，发挥佛教的功用与价值。

总结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应该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其前提是要加强佛教人才的培养。佛教的人才培养自古有之，具有现代化学堂教育的人才培养始于清末庙产兴学运动，并在民国期间获得很大的发展。当前，我国的佛教教育机构在数量上较为可观，分布情况也较为合理，覆盖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传承，体现了我国佛教发展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办学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以及师资结构上不合理的缺陷。对于当前佛教院校僧教育的发展，笔者认为还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年轻僧才的爱国爱教思想，做到佛学上有见地、道风上纯洁无暇、政治上靠得住的新时代复合型僧才。在知识结构上，不能局限于佛教内学的范围，要加强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要打通内外，贯通中西。此外，还需将佛教置身于国际宗教的范围，积极主动地学习其他宗教思想，加强国际间宗教对话，在更高的层面认识佛教，宣扬佛教，发挥佛教的功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