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普陀洛迦山作佛事

张光弼

序：至普陀洛迦山寺作佛事七昼夜，祈见海岸观音及善财岩。七日之间，随心应现，大众瞻仰，无不庆赞。

丞相函香致此诚，愿深海水救群生。

慈悲谓可消诸恶，征伐容将息大兵。

金色圆光开宝髻，玉台妙相络珠缨。

手中示现杨枝露，愿洗干戈作太平。

【背景】

此诗在《普陀洛迦山志》及《普陀山诗词大全》中均有收录。张光弼曾为浙江左丞杨完者（杨通贯）的军府中幕僚，而杨通贯原是元代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后来受招安为官，初授千户，官至湖广副都元帅。至正十七年（1357），元廷升杨通贯为江浙行省右丞、骠骑将军，并赐名“杨完者”。当年七月，朱元璋连克徽州和建德，元廷命杨完者出兵企图收复失地；至正十八年，元廷又命杨完者出兵浙东。张光弼写作此诗的背景，应该受杨完者的委托，前往浙东普陀山观音道场做佛事祈福，以达到“息大兵”及“作太平”的目的。

【鉴赏】

有关这首诗的前因后果，笔者已有所交待，可见张光弼普陀之行带有很强的政治使命。抛开价值判断与政治立场不谈，仅就诗词鉴赏角度而言，此诗不仅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可读性。

从这首诗的“序”中得知，此次佛事共做了“七昼夜”，属于大型佛事。从“普陀洛迦山寺”可得知，当时张光弼受杨完者之托在普陀山大兴佛事，也有可能在普陀山本岛和洛迦山岛同时举行。从杨完者所担任的职衔来看，完全可以承受此项法务支出。在佛事期间，想必张光弼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也很想“祈见海岸观音及善财岩”，不过心诚所至，结果“七日之间，随心应现”，而且连参与佛事的大众都得以“瞻仰”，可见当时菩萨感应道交，得以示现金色圆光之相。

在首联中，诗人交待了普陀此行的目的：“丞相函香致此诚”，也就是受右丞杨完者所托（此时杨完者坐镇杭州），然而他的愿望就像“大海”那样深广，以使众生都能够免受涂炭。在颔联中，诗人更加明确地交待了此行的用意：“慈悲谓可消诸恶，征伐容将息大兵”。从史料中可知，当时杨完者带领四路大军开赴浙东，意欲征讨朱元璋的明军。从张光弼此行的目的可以看出，他是想通过在观音道场大兴佛事，目的使朱元璋以及其军队得到感化，自动放下武器归顺朝廷，从而避免战争的发生。对于杨完者而言，希望通过“慈悲”的观音菩萨为中介，使敌军“消诸恶”，否则就会兴兵予以讨伐。当然，这种美好的愿望能否实现，那就见仁见智。

不过从佛教的立场来看，做佛事有着莫大的功德，这是毋庸置疑的，至少张光弼一行见到了观音菩萨的示现。从颈联中的两句是对菩萨应现时的描状：整个头部是“金色圆光”，头顶上有“宝髻”；当时大家所见的菩萨是站在“玉台”之上，其妙相庄严，浑身上下有宝珠璎络作为严饰，可谓妙相庄严。至于众人所见的观音菩萨时时间和地点，抑或是在特殊状态下的显现，则不得而知了。而在尾联中，还提到了观音手持杨枝之像，如果将之与末句中的“愿洗干戈作太平”相联系，这句可能未必是写实，而是一种希冀或寄托，即期盼菩萨能遍洒手中的杨枝水，使那些反叛朝廷的乱逆们能早日归顺大元，从而免附干戈，实现太平盛世。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张光弼在替元廷粉饰着什么，事实上杨通贯本人早期也是起义军的将领，后来受到朝廷招安——这颇类似于梁山的宋江。宋江后来配合宋廷去杭州剿灭方腊，而杨通贯则配合元廷去征讨朱元璋，二者是否为一丘之貉？

杨完者最终被元平章政事、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迩以及降元的张士诚所围攻而自缢身亡，这种结局似乎有些荒诞；而张光弼无疑是其中最直接的见证者。当张士诚占据苏州后礼请其出山，张光弼自然是坚辞不就，而这种气节也受到了登帝后明太祖的器重，特意将其召至京师（金陵）并厚赐遣还，并最终得以终老于西湖山水之间。可以说，张光弼时逢元明动荡之际，退隐后以诗酒自娱，其诗文采富丽，才气纵逸，诗风豪迈沉郁兼具，善用比兴，颇有陈子昂遗风，在杭州文士当中曾传诵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