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普陀山夜宿佛顶山寺

薛三台

为寻绝顶入云深，苦向尘寰证佛心。

家国艰难余涕泪，乾坤俯仰此登临。

上方钟磬圆僧梦，天际波涛送梵音。

瀛海扁舟蔬饭客，不须风雨助愁吟。

【背景】

本诗在《普陀洛迦山志》卷八及《普陀山诗词全集》中有所收录。周应宾的《重修普陀山志》和王亨彦的《普陀洛迦新志》只收录了薛三台的《咏洛伽》一诗。

【鉴赏】

薛三台是明代万历年间人，而佛顶山寺（慧济寺）乃源于圆慧大师于万历年间始创的慧济庵，当时尚宝司丞沈泰鸿（字云将，鄞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尚宝司丞）题额“宝月含空”。从这里可以看出，薛三台与沈泰鸿为同年进士，二人又同是宁波人，故而二人相约同行前来普陀山朝拜也未可知。而明代周应宾的《重修普陀山志》一书的校正人正是沈泰鸿，该《志》还收录了《送无用法师礼无台歌》一诗，另民国《普陀洛迦新志》中也记载了沈泰鸿在金刚窟（位于息耒禅院后山脚下）建了一座金刚塔，可见二人与普陀山的因缘皆非常深厚。

在薛三台与沈泰鸿朝礼佛顶山时，当时慧济庵（直到嘉庆元年[1796]才初开钟板，挂单安人，扩庵为寺）似乎初具规模，能够容纳僧俗挂单。此外还有一种传说，认为圆慧大师当时为沙弥，前往普济寺挂单未被接纳（原因是普济寺只接受具戒僧挂单），于是圆慧大师乃往佛顶山结蓬，自此允许沙弥挂单讨单。这种说法是否可靠暂时不论，但至少说明圆慧大师在佛顶山创庵一事在当时影响颇大，而法雨寺亦始创于万历年间（1580，初名海潮庵），从这里可见法雨寺与普济寺皆创于万历年间，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宝陀寺（普济寺）对此也非常支持，而地方乡绅也踊跃乐助，促使寺院在较短时间内便初具规模，这也是薛三台得以夜宿佛顶山寺的前提条件。

史料中对薛三台的介绍较少，故而对其创作这首诗的具体年代也缺乏交待。从“为寻绝顶入云深”以及“苦向尘寰证佛心”来看，此与薛三省的“磐陀咫尺几时攀”似有相同旨趣。然而薛三台似乎有着很深的佛教信仰，从一个“苦”字，便能看出当时的“尘寰”已是苦楚不堪，身为佛家人也只能以苦为乐，于苦中求证佛心。从这两句可看出，薛三台入山礼佛，并非仅仅为了祈求个人的仕途与健康之类，而是着眼于整个王朝的前途和命运。这在颔联“家国艰验余涕泪，乾坤俯仰此登临”能看得出在：此时家国已是举步维艰，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那么万历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薛三台会产生如此悲观的诗句？结合薛三台曾镇压过齐鲁白莲教起义军的经历，便大致清楚当时白莲教起义已相当严重。虽然《大明律》明确取缔白莲教，规定“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到了明成化年间，白莲教经过齐鲁人罗思孚等人的改革，其影响巨大，对朝廷产生了一定威胁。为什么白莲教会横跨元明清三朝而屡禁不绝？薛三台对此应该有着深刻的思考。但身为地方主官，他即便深明个中缘由，也不便直接道出，只得用“余涕泪”的方式予以渲泄，而他的骨子里却是个文人而非官僚，故而其心中之“苦”，只有佛菩萨才能知晓。尤其是当他身处佛顶山俯仰乾坤之时，这种感伤便莫名袭来。

“上方钟磬圆僧梦”这句，极有可能是赞叹圆慧和尚的创庵之举。“圆”既可理解为圆满，也可理解为圆慧大师。而在佛顶山上创建寺院也一直是圆慧大师的毕生之梦，如今寺院建成，钟磬齐鸣，龙天护佑，一派祥和；而站在山顶之上，仰视四面环海，隐约听到寺院的钟声与远处的波涛之声互为知己，彼此唱和，使诗人暂时忘却了世间的苦楚而生起无量的法喜。

至于“瀛海扁舟蔬饭客”一句是否有典故出处，不明；而普陀山短姑道头倒是有菩萨为舟中小姑送饭的传说，暗喻菩萨给苦恼众生送来蔬饭以示救拔，诗人是否暗示说家国艰难最终由菩萨来完成度化并抵达彼岸？笔者也仅是臆度，不敢妄作推测。如果这种意向成立的话，那么末句的“不须风雨助愁吟”就容易理解：只要菩萨慈悲救拔，广施甘露，那么就无须祈求苍天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因为大士杨枝流布遍施群迷，众生顷刻间烦恼焰灭心开意解，那么又何需诗人在此“愁吟”不休呢？总而言之，一切寄希望于慈悲无尽的观自在菩萨。诗人的潜台词似乎是：国家安宁、人民幸福，看来朝廷是指望不上了，最后还得指望菩萨的救度——而这样的话，薛三台只能在诗中隐晦地道出，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的最后的一根稻草。“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身为浙江宁波人的薛三台，显然嗅到了某种气息。

作者：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