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补陀无边上人

周应宾

海上名峰几度逢，久从初地叩南宗。

青山不厌逃禅客，白社能容嗜酒翁。

双树听经依鹫岭，一杯持钵入龙宫。

月明千里潮如砥，遥忆维那住海东。

【背景】

本诗最初出自明·周应宾编撰的《重修普陀山志》卷六，《普陀洛迦山志》卷八及《普陀山诗词全集》均有收录。

【鉴赏】

作为万历年间的进士，周应宾曾官至礼部尚书，为普陀山佛教事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并与山上当时耆宿都有着很深厚的法谊，如普陀寺如迥禅师、普陀寺退居住持无边上人以及玉峰法师（法雨寺性统之徒，继为住持）。从现存的志史来看，无边大师与周应宾当为鄞县同乡，万历四十二年（1614）为普陀寺住持，后退居磐陀庵（寺额为董其昌题）。其时庵陀初创不久，斋粮不济，于是发愿说：“四方斋僧者常至，全山一餐食米百斛，耗银百两。若节约此一餐，可得银二百两，用以置田产，可购田五十亩，每年得米五十斛，再用来斋僧，永劫不断也。”至崇祯十一年（1638）与名士张岱会于磐陀庵，告之庵已置田千亩矣！

周应宾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因旧志重辑”完成重修，该志继承元盛熙明确立的观音道场书写范式，将地理考据与佛教叙事相结合，形成“洞宇封域”与“自在功德”并重的修志理念。从时间段来看，此时无边大师尚未就任住持，然周应宾住山断断续续，故而与无边上人交往的时间也比较长。在《重修普陀山志》中，周应宾自称为“吏部侍郎”，而周应宾任吏部右侍郎时间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后因丁内艰家居十六年（1603-1619），而此时恰是《普陀山志》完成时期。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周应宾丁忧赋闲在家，故而有大量时间来普陀山修编山志。即便后来被重新启用为南京礼部尚书，周应宾还是五度上书请求致仕，可见其对官宦仕途并不是那么热衷，这显然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他曾说“佛本无相，非相无以摄凡心；亦本不住（世间），非住无以得众止”，尤其在万历后期，朝中已是泥沙俱下，此时隐退，似乎是万全之策。

从本诗来看，“海上名峰几度逢”道出了周应宾不止一次来过普陀山，因此对山上的人事物均十分熟悉（尤其是编纂山志，需要对史料和实物反复勘察核实），可谓如数家珍。而晚明大多数文士皆喜于习禅，故“久从初地叩南宗”。此处的“初地”，大体可理解习禅从最基本的开始，如调息、数息、避掉举昏沉等。而南宗虽标为顿悟，但在修禅的具体路径上与北宗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在行持方面有所差异，南宗讲“无相戒”（心戒），北宗注重对“戒相威仪”的严格持守，但修禅的归趣乃是“明心见性”，这个则是一致的。从世俗人而言，对于细微戒的敬畏与持守可能面临诸多困难，故而南宗的不执于文字教相而直觅自性的法门，可能更适合于他们。

“青山不厌逃禅客”，“逃禅”是文人士大夫对于修禅的推崇于践行，尤其是明末，逃禅现象非常突出，很多官员都半仕半隐，寄情于青山绿水或名刹古寺之中，成为一代潮流。至于文士们何以致此，很多人往往联想到时局，事实也未必完全如此，笔者以为一个时代文化氛围的整体熏陶也绝非某个时局所能掌控，比如南方尚甜北方尚咸，西南尚辣，中原以北的人喜面食，而南方人大多喜米饭，这并不随着朝代变迭而出现改变。当然文士们也并非一味地修禅，他们更多的则是“禅净兼修”，诗中的“白社能容嗜酒翁”便引用了东晋慧远大师在创设莲社时对于陶渊明嗜酒包容的典故，从而侧面指出修禅净法门，并没有太多的讲究，只要心有所依，沾染些世俗习气倒也无伤大雅。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无论是“初地”“南宗”以及“逃禅”“酒翁”之类的描述，能否理解为无边上人对于文士们的宽容呢？答案是肯定的。

颈联中的“双树听经依鹫岭，一杯持钵入龙宫”，这两句典故出处尚不明晰，然联系到无边上人的事迹来看，似乎赞颂了上人说法时的仪态以及修行见地的不俗。而最末两句是周应宾对于无边上人的回忆，大约是诗人回到鄞县后还时常忆起在普陀的时光，他忆起了普陀百步沙的夜月下的如砥的沙滩以及大师的音容笑貌。值得注意的时，无边大师此时在普陀寺应该是担任“维那”之职。从担任“维那”到数年后跃居为住持，可见无边大师无论在德行修为还是领众处世方面，皆有着不俗的表现。

作者：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