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华山寺罢焚香

林时对

见说扁舟禁出洋，白华山寺罢焚香。

龛宫自鼓弥天浪，海刹空悬选佛场。

敢谓田横非义士，漫同徐福诳秦王。

三神山渺三韩近，莫遗东风一苇航。

【背景】

 此诗除了《普陀山诗词全集》中有收录外，在其他诸《山志》中均未发现收录此诗。

【鉴赏】

明清之际为防倭寇，普陀山经历了几次大的海禁，明代为洪武年间、嘉靖年间及万历年间；而清代主要体现为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和雍正年间。明代自不待言，仅从清代而言，至鸦片战争前，禁海时期约占清王朝统治时间的15%，开海时间约占85%。明嘉靖后的隆庆二年（1568）和五年（1571）都曾颁布过海禁令，此时普陀山殿宇绝迹，仅存一些临时搭建的草屋。“山在海中，郁然丛生，近被倭寇烧毁，今略盖茅店而已”（隆庆年间的《水路路程》）。万历年间普陀山虽得以复兴，但中后期后，随着闽浙地区民间贸易的狂热，舟山海域再次集聚了倭盗势力。据万历三十七年（1609）《明神宗实录》称：“倭至昌国，参将刘炳文不敢击，复匿不以报，遂至温州麦园头。”名士张岱游普陀山时，曾亲眼目睹了海盗船与渔船相互厮杀的情景。在这种情势之下，地方政府出台短暂的海禁政策，是完全有可能的。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以及所描述的情况，大约就是基于这样的史实。

林时对身为晚明遗老，是否经历过海禁之事，答案是肯定的，从这首诗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其诗题曰《白华山寺罢焚香》，从时间上看，林时对十八岁便连科及第（乡试、会试、殿试皆为第一），至此步入官场，而清军入关是1644年（顺治元年），此时林时对入仕才三年，而此年正是林时对被弘光朝召为御史的那一年。而当时的监国鲁王朱以海（1618-1662）在隆武二年（1646）清兵攻取浙东时便流亡海上，走石浦（原属台州象山下辖镇），并依张名振（1601-1655）居舟山，并在1651年舟山被攻陷后投靠厦门的郑成功。这首诗，大约就是写在依附于鲁王朱以海居舟山的 这段时间（1649-1651）。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禁海令可谓严苛，连“扁舟”都“禁出洋”，而且这是诗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并非途听道说。正是这种严苛的禁海举措，才导致了“白华山”的“罢焚香”，一切佛事活动得以停止，僧人也被再次迁至镇海招宝山一带。当然，从这次海禁来看，寺院庵堂并没有被毁，业已存在的寺庵依然得以保留，故而才有“龛宫自鼓弥天浪，海刹空悬选佛场”之句，即“龛宫”和“海刹”均无人打理，整个佛山空无人影，显得空空荡荡，龛宫的海风声与海浪之声相互倚存，而寺院虽林立，却无僧人香客，空挂了“选佛场”之名。此时寺院并非是渡众道场，而是成为孤悬于海中的凄凉的建筑物——它的宗教和人文功能在此刻丧失殆尽，什么都不剩下了，可见当时普陀山荒凉之状。而这种凄惨之状，在诸山志中却是极少提及的。

至于这场海禁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从林时对诗中的语气来说，显然是针对满清政府的，也就是满清为了清剿明军而对海上实施封锁（实质上并非源于倭寇）。从普陀山僧人对于海禁的态度来说，虽然也有诸如真表之类的大师敢于突破禁令潜回山中建寺安僧，但他毕竟是个案，不足以代表整个僧界的勇气与胆识——更多的时候，僧人们多数都极为顺从与自保，不大会主动去进行思想或制度上的革新（义理方面更不会主动去突破）。所以诗中运用“田横”“徐福”之类的典故，应该不是赞誉僧人的勇敢，而是对明末遗老们试图重振大明江山而作出的最后抗争。因此他们以“田横”不肯归于汉来自譬，以“徐福”欺诳秦始皇来形容他们在海上重建一个人间仙境。且不说这种理想是否实现，至少这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是值得赞誉的。但在诗的最后，林时对也清醒地意识到欲达“三神山”基本已无望，即便已距离很近的“三韩”，也很难逃脱被追击的窘况。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三韩”居中国东北偏东，此时鲁王朱以海虽坐镇昌国，然欲重整旗鼓收拾河山又谈何容易，故而诗人以“东风一苇航”的佛教公案来予以说明：达摩大师一苇渡江即便是史实，然大师具备圣者神通，而鲁王一班人马又岂能相拟？诗人用“莫遗”二字，既道出了奇迹的出现，也如实地指出了实现希望的渺茫性。从历史上说，鲁王对于此时满目疮痍的普陀山，似乎无暇亦无力于佛教的重振。据史载，清顺治八年（1651），清兵分三路攻取舟山，鲁王委相国张肯堂率兵六千留守，自己率舟师北攻吴淞以牵制清兵。九月初二城破，全城列难者达18000余人，鲁王回救无望，只得去厦门投附于郑成功。而此诗虽未直接描述此事，然通过普陀山此时佛教的凋敝与荒凉，反衬出佛教受时局影响甚大，世清则教兴，尘浊则教衰，则千古不变之法则也。

作者：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