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守拙上人

董应震

灵潮濆涌洛迦峰，高衲西来订觉宗。

满座清风闲挂锡，一轩明月自扶筇。

经翻贝叶堪消昼，馔煮伊蒲可作供。

我爱逃禅惟剩发，不妨宝筏每相从。

【背景】

此诗最初载于周应宾编纂的《重修普陀山志》卷六，作者署为“董应震，鄞人”，《普陀洛迦山志》和《普陀山诗词全集》均有收录。

【鉴赏】

关于守拙上人，《普陀洛迦山志》卷五“名僧”及《普陀山历代住持传》中均无记载，而其他记载亦极为鲜见，但在《普陀洛迦山志》卷八“诗颂”中却收录了不少赠送给守拙大师的诗作。在薛三省的《赠守拙大师》“诗序”里，有这样一段话：“能师祝发补陀禅寺，多作行观，余近乃识之，行苦而性慧能戒。初号大通，已更守拙。余问守师何以，师答曰：守则补陀，通则曹溪、南岳。因肃余别诗以送之，殊不足称外护也。”从这里大致上可以看出，守拙上人于普济寺剃度，其特征是“行苦而性慧能戒”，说明在修行持戒方面堪称精严，且具有一定的领悟能力。至于其在普济寺曾担任过什么职务，能受到这么多文人雅士的礼敬，当非一般的清众，“殊不足称外护”这句话，连薛三省这样的文士在大拙大师面前都不敢称弟子，说明大拙大师并非普通的僧人。守拙大师初号“大通”，后来又更名为“守拙”，其答曰“守则补陀，通则曹溪、南岳”，其中“曹溪”是南宗慧能大师曾住锡过的宝林寺（南华寺），而“南岳”乃是南宗门下怀让禅师住锡过的般若观音台。从这里可以看出，大拙禅师遥接了慧能、怀让的南宗禅法系，对于南宗临济禅法深有心得，在僧俗二界很有口碑。

董应震是宁波鄞县人，史中对其记载甚少，可能中过举，但未见其有从政的履历，或许可称之为“乡贤”。诗中首先从宏观层面描述普陀山的自然环境，即“灵潮濆涌洛迦峰”，点出了自然环境的别具特色；次句将守拙大师誉为“高衲”，此处的“西来”很可能是指守拙大师刚参学回来，并且带来了“觉宗”（禅宗的别名）。薛三省的《赠守拙大师》诗中有“振锡远言迈，适粤遵南荆”及“俯挹江汉流，仰瞻霍与衡”“黄梅双道场，顾盼在前楹”的记述，说明守拙大师此前曾行脚过广东和南岳以及湖北黄梅等地。

三、四两句赞誉守拙大师品行的高洁，所谓“满座清风闲挂锡，一轩明月自扶筇”。其所到之处，可谓行囊简单，处处随遇而安。他并非一定要到寺院去挂单，而是只要有“清风”之处，便是挂单的好地方，以清风为家，以清风为座；每当夜晚之时，一轮明月升起，他时而禅坐冥思，时而起步经行，时而伫立遥想，明月似乎为大师的禅思所吸引，甘当大师的“扶筇”，悬于半空一动不动地充当护法。当然，对于一位无欲无求、以清风明月为伴的禅者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不需要去顾念什么，也不需要去奢求什么，对他来说，清风明月之下，便是他的修习道场。

守拙大师虽勤于参禅，但在参禅之余，却从未放弃对于经教的研读，即“经翻贝叶堪消昼”，“贝叶”指贝叶佛经，所以大师夜晚参禅，白天阅经，十分精进用功。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南宗禅虽然主张不立文字，但至晚唐至两宋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狂禅，故禅师们开始吸取教训，主张禅教合一，即既注重修禅，也注重经教，二者皆不偏废。此处守拙大师显然接受了这种观点，既修禅，也时常研习经典，并非纯粹的“不立文字”，而是融合了“文字禅”的因素。

一个人行脚参禅，自然会面临种种困境，其中最大的困苦莫过于饮食的时断时续以及医药的保障。然而对于一位献身于佛教事业的僧人来说，这些都形成不了障碍。诗中说“馔煮伊蒲可作供”，可以理解为自己动手生火做饭，也可以理解为当地信众自发地发心供养，即便是“饱餐甘露凌秋风”（明·紫瑛《题补陀并赠守拙上人》），也是怡然自得。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生活方式可谓是大师的常态，即便是住锡于普陀山期间，也是住于林中岩下，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这从紫瑛的《题补陀并赠守拙上人》诗中的“麾麈谭禅守拙僧，肩披百衲坐枯藤”就可以看得出来。至于其常居于何处，从“磐陀旭日曝鳌腮”“古洞阴森苔藓净”的诗句，大致可知在西天磐陀石和观音洞一带。

作为诗人的董应震对守拙大师的禅境修为及生活方式极为崇羡，他申明自己也十分爱“逃禅”，对世俗的生活心生厌倦，很想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但是自己“惟剩发”，出家必须剃除须发，而他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剃度出家。但诗人并没有灰心，通过对守拙大师的耳闻目染，他深知学佛修禅并不能为某种形式上的东西所束缚，即便是以居士的身份也同样可以实现自度，最后一句“不妨宝筏每相从”，亲近三宝，跟随大师的节奏去修学佛法，最终也是可以实现自我的解脱。

守拙大师与董应震虽名不见经传，但这首诗中展现了一位甘于淡泊的隐居禅者的修习风范，至少说明在晚明至清初期间里，普陀山的修行家风继续得以延绵，并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震荡影响，从而有地力地佐证了：只要潜心于身心熏修且淡化五欲，“心不随外境所转——完全有实现的可能。

作者：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