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未二月御额回山恭赋

释心明

自惭蒲柳质，岂幸觐天颜。

敢谓倾诚切，应知圣泽宽。

名山隆屡锡，先哲沐殊观。

林下当何报，稽颡露胆肝。

【背景】

此诗见于《普陀洛迦山志》卷八及《普陀山诗词全集》，其他诸《山志》似未见收录。

【鉴赏】

关于此诗的缘起，首先需要提及潮音大师。潮音大师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回普陀主持寺务，蓝理交付钦赐修寺银千两，至康熙三十七年时，大师示寂。而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时，御书“普济群灵”四字赐普济寺，由定海知县缪燧精制成匾额并护送到山，至今仍悬挂于普济寺大圆通殿中。而《普陀洛迦山志》卷五中记载，潮音圆寂后，四众推绎堂心明为普济寺住持，然师逊让于法兄古心明怘（hù）继任住持（实际上由蓝理等人助力）。也就是说，继任潮音做普济寺住持的是古心明怘。翌年三月，帝南巡至武林（杭州），明怘专赴迎驾，帝御书“普济禅寺”额和“皓月禅心”匾，并赐修帑金以修建寺院。至康熙四十二（1703）年时，绎堂心明赴苏州陛见康熙帝，御赐“大圆通殿”额于普济寺；四十三年任普济寺住持；四十四年帝幸驾浙江，再次陛见于苏州；四十八年，陛见于热河（今承德地区）；五十年，帝六十大寿，入京祝贺，诏居畅春苑永宁寺。也就是说，心明大师前后陛见康熙帝达五次之多，而康熙普曾多次御书匾额赐普济寺，至于“海月常辉”“师子窟”“旃檀林”等御书是何年所赐，史书中记载并不明朗。从“癸未二月”来看，康熙癸未为1703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二年，即心明首见陛见康熙帝的那一年。而诗题中所说的“御额”，乃是“大圆通殿”四字。结合心明大师《圆通大殿落成志喜》一诗来看，大师在得到“御额”之前，普济寺大圆通殿似乎仍在复建之中，临近竣工之际，正好御额归山，并在竣工之时悬挂于殿前，可谓双喜临门。也就是说，此诗写于大圆通殿竣工之前，从时间上讲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这首诗是心明大师在自京得到康熙帝的赐额回到普陀山时所写。诗的首句说“自惭蒲柳质”，“蒲柳”一般是对自己的谦称，大意是自己像杨柳那样软弱无力的体质，也就是说自己自惭形愧，“岂幸觐天颜”，却能有幸获睹天子的容颜，岂非莫大的荣幸？我觉得这倒也不完全是谦词，因为过去黎民百姓欲想一睹天子的圣容几乎不可能，即便是三品以下的官员也难得一见，更何况普通的出家僧人？能够获得圣上的诏见实属万里挑一，百年难得一遇。“敢谓倾诚切”，既然蒙圣上垂恩，自然是有问必答，绝不敢有半点隐瞒，所以用“倾诚切”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诚惶诚恐，担心由于自己的不恭、不诚、不切而影响到名山佛国的声誉；“应知圣泽宽”，然而康熙帝宽宏大量，对自己的细微过失从来不加计较，相反却处处体贴包容，使得心明大师感恩铭记于心，更加感念当今圣上的雄才大略，诚可谓千古一帝！

从普陀山历史上来看，自宋代起，一直至晚清以降，千余年间普陀山一直蒙受朝廷及政府的眷顾，所谓“五朝恩赐无双地，四海尊崇第一山”倒也名至实归。而心明大师在诗中也谈到“名山隆屡锡”，在各方的护持关怀之下，名山声誉日隆，也多次获得朝廷的赏赐与嘉勉，这在史书中也多有记载。正是在朝廷及各方檀信的护佑下，“先哲沐殊观”，让“先哲”沐浴在圣主的殊恩之中。此中“殊观”，可理解为“另眼相待”；而此处的“先哲”，虽泛指先辈，然主要是指心明的恩师潮音大师。此句诗旁心明大师还特注曰“是年，见赐先师‘狮子窟’额”，说明“狮子窟”三字乃是康熙帝特意为普济寺方丈殿所书，而受赐者正是潮音大师，这与山志中记载并不相符，如《普陀洛迦山志》卷八“匾联”中对“狮子窟”的介绍是：“方丈殿内，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御书。”而潮音通旭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已圆寂，而康熙四十二年正是绎堂心明赴苏州觐见康熙的年份。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心明大师在向康熙禀报其先师潮音的丰功伟绩时，康熙深表赞叹，于是赐“狮子窟”三字以褒奖潮音大师对普陀山的贡献。而普济寺方丈殿，大约就是潮音大师担任住持时的居所（后移居息耒院）。那么“狮子窟”三字原先是否悬挂于息耒禅院，后来移至普济寺方丈殿呢，此有待进一步考证厘清。

诗的最后两句，“林下当何报，稽颡露胆肝”，“林下”与前面的“蒲柳”相对应，都是自谦之词；“稽颡”是过去一种跪拜礼，相当于五体投地。此二句的大意是：既然承蒙圣上如此器重，可谓皇恩浩荡，作为僧人就理当披肝沥胆精忠报国，哪怕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从这里可以看出心明大师对于皇帝及朝廷的一片赤诚感激之情。这种主动与国家、与时代相适应、相合拍的护国思想，在当代来说，也极富启发和借鉴意义。

作者：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