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诗词鉴赏》一六七
2026-06-15
咏沼荷
释德介
梅岑沼内荷成树,红白相兼密无数。
当时遣戍及兹山,根蒂无存栖白鹭。
十年得复返山庐,亭亭发育仍如故。
是知劫运转沧桑,有根争似无根固。
苍穹宏被岂寻常,珍重花神惟养素。
故人邀我入香风,几欲随流乘杯渡。
松涛谡谡空谷中,默自踌躇终懒步。
寄语海南学道人,好向池边觅诗路。
【背景】
此诗收于民国王亨彦所辑的《普陀洛迦新志》卷二,置于“海印池”条目中。《普陀洛迦山志》卷二及《普陀山诗词大全》均有收录。这首诗当为德介大师在被迁十年后重回普陀山时而作。
【鉴赏】
关于“释德介”此人,《普陀洛迦山志》卷五“名僧”中并没有他的相关记载。但从诗中的“十年得复返山庐”来看,分明就是普陀山僧人。或许当时就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再之普陀山高僧辈出,于是显得“名不见经传”。但在宁波佛教史上,却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曾主修十卷《天童寺志》,宁波天一阁还藏有伏跗室旧藏的德介大师的诗文集《杖头吟》及《竹窗集》钞本。康熙二十年(1681),时任天童寺西堂的德介大师重建二灵寺,次年重建二灵山房,故其舍利塔目前就位于宁波鄞州区东钱湖二灵寺内。据相关报道,德介大师是一位诗僧,与当时宁波的文士姜宸英、周容、闻性道、黄宗炎、李杲堂、万斯备等交流甚广。从这首七言排律来看,可见其具有一定的诗律功底。

从普陀山佛教发展史来看,康熙十年(1671),普陀山实行海禁,徙僧于宁波、慈溪等地;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僧众得以归山。据《东钱湖二灵寺发现清初诗僧墓塔》一文记述,《天童寺志》刊行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文中称此志共耗时24年,即康熙二十七年(1688)。如此一来我们大致上可以推算出释德介大师的住山时间,即1671年前,德介大师曾在普陀山常住;后来遭遇变故,他可能重新回到天童寺居住,一直到1684年海禁弛,他受故人之邀(“故人邀我入香风”),又从天童寺回到普陀山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并写下了这首《咏沼荷》。此时他已从天童寺的“书记”升到了“西堂”,并主持编写《天童寺志》及恢复二灵寺的工作。但他对自己曾经身为普陀山僧而念念不忘,其思想感情从这首诗中便可一览无余。
如果了解了相关的时代背景后,再来鉴赏这首诗,大约就要轻松许多。本诗为七言长诗,全诗十六句,似乎也没有完全受到七律的束缚,只是信笔写来,倒也显得自然顺畅。诗的开头是写普陀山宝陀寺(此时尚未改称“普济寺”)前海映池中的荷花已十分高大,几乎成“树”;而莲花此时开得正欢,“红白相兼”,十分繁茂。看到眼前的盛景,德介大师不禁回想起了当年被“遣戍”后的情形,莲叶不见,甚至“根蒂无存”,唯有一些白鹭在池中栖息,诚可谓一片荒芜。然而十年后再次返回普陀山时,竟然见到莲花池中一片生机,“亭亭发育”,真是应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根”在,就必然有重兴的那一天。
对于教界中而言,十余年的迁徙生活,虽然在哪里都是修行,但是对于有着佛国情怀的人而言,还是有那份难以割舍的眷念。事实上他们也知道,这些并非人力所能改变,甚至可以视之为一种“劫运”或劫难,《长阿含·世记经》中就记载了器世间必然要面临着三大劫,即火劫、水劫及风劫,此外还存在着刀兵、疾疫、饥馑三劫。故而诗人在此处将禁海迁徙视为一种“劫”,合情合理。然有时“有根”反而不如“无根”,即只要心中有“根”,便随时可以开花结实。天道与人道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但绝非寻常人理解的那样),只要“花神”在,那么有没有根,又有什么关系呢?唯一需要关注的是有没有那份情感、那种对佛国的执着,魂系普陀,“亭亭发育”以及“红白相兼”便水到渠成。
在诗中,大师提到了“故人邀我入香风”,又称“几欲随流乘杯渡”,似乎在说明德介大师此时并不在普陀山常住,而是专程“杯渡”来山瞻礼荷花的。如果属实,那么此时德介大师当居住于天童寺中,来到普陀山赏荷,也只是受“故人”邀请。这样一来,诗中的“寄语海南学道人,好向池边觅诗路”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大师此时来到普陀山,是以“客人”的身份,故有所“寄语”,作些美好的祈愿,实属常情。大师言下之意是,“踌躇”于莲池之中,再倾听山前山后谡谡的松涛之声,既可以“觅诗路”,更可以从中悟出出离与解脱之路,这大约是德介大师此次普陀之行的良苦用心吧!
作者: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