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西寮仁德堂作

朱 谨

暮年犹踏海，至此未还家。

梦过如飘叶，春残又落花。

客心憎笔砚，儒业羡袈裟。

何似山头石，无情阅岁华。

【背景】

本诗选自清·陈璇、裘琏所辑的《南海普陀山志》卷十四“艺文”，作者为“昆山朱谨”。《普陀洛迦山志》及《普陀山诗词全集》均有收录。

【鉴赏】

史书中对朱谨的介绍也是寥寥数语，《南海普陀山志》上面一共收入了他的十三首诗，《普陀山诗词全集》共收入九首（细分共为十五首）都是在普陀山协助编志时所作。如前文所述，康熙年间的《普陀山志》共有两部，起初是法雨寺的别庵性统大师在康熙三十七年专请慈溪裘琏前来编《普陀山志》二十二卷，此志原是普济、法雨二寺共纂，但法雨寺在志稿成后即付梓刊印，其内容主要侧重于法雨寺，因此普济寺对这部《山志》并不满意。于是普济寺住持潮音大师于是请岳州陈璇、昆山朱谨对此志重作增删，新增康熙诏令续建前后两寺等内容，至康熙四十四年刊行，两年刊印相隔六年，同样命名为《南海普陀山志》。至雍正十三年，《山志》又有重刊本，将前后两寺资料融合后增礼部侍郎邵基（1687-1737，浙江鄞县人）序，并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朱谨在普陀山修志时需要到各寺院走访，例如普济寺、梅岑庵、白华庵、息耒院、旃檀庵（中山一带）、柏子庵（即“百子堂”）等，主要集中在前山、中山一带。在走访过程中，自然也结识了不少僧俗人士。从这些诗中我们能看到朱谨具有一定的佛教情怀，但其骨子里却是较为正统的儒士，例如“寄语羊裘子，遗荣亦壮哉”（《梅岑庵怀古》其三）、“知师早有酬恩句，寄语人间莫废诗”（《送樾堂上人归蓼莪旧隐》其二），将佛道的很多思想都融入了儒学的范畴之中。而这首诗，就集中地表达了朱谨的这种情怀。

在康熙朝以降，普陀山逐渐形成了前寺、后寺两大信仰区块。普济寺一直以来都是普陀山信仰中心，但康熙时由于别庵性统的崛起，法雨寺遂与普济寺形成平分秋色的局面。从《山志》中可看出，至少在康熙年间，除了普济寺为主寺外，已形成东寮、西寮两大寺院建筑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东寮方丈”和“西寮方丈”这样的职位，这在普陀山佛教史上是极其少见的。而“仁德堂”究竟原址在哪里，《普陀洛迦山志》卷四“寺院”中将其列入“西寮”之中，并与“锡麟堂”并列，说明这是两个寺院；但在介绍“锡麟堂”时，却说“在普济寺西，旧名仁德堂”，如像又成了同一个寺院。如此一来，就十分令人费解。朱谨在协助编纂山志期间，应该就住在仁德堂内。

这首诗大约是朱谨的抒怀之作，并不是述说自己如何心情舒畅，而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人生及仕途的不顺。从诗中可看出，朱谨大约在仕途上并没有博得什么功名，首句说“暮年犹踏海，至此未还家”，自己已经到了“暮年”，都还需要踏海来到孤悬于海上的普陀还协助编纂山志；至少可以说，朱谨来山似乎并非是自愿，他是为了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料想当时编志需要付予一定的酬劳）。他很想安养晚年，可是经济和形势都不允许，一直到暮年都要为生计问题而奔波，这也道出了古时文人的落魄与无奈。

次句中这种无奈思想似乎更为直截了当，他说自己虽然已至“暮年”，然而一切如过眼烟云，一生中也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就好像“梦过如飘叶”一般。春天总是短暂的，当自己的睡梦还没觉醒的时候，却已经到了“春残又落花”的季节。如此一来，岂不令人沮丧？回想到自己有家难回的遭遇，朱谨的情绪，似乎已跌落到了最低点。

由于思归的情绪始终萦绕在心头，故而连“笔砚”都懒得去动弹了，甚至到了“憎”恶的地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编纂山志可是一件细活，资料浩繁，甘受寂寞，这种活儿一般人根本忍耐不住。加之各种烦心事不断袭来，诗人此时心乱如麻，“儒业羡袈裟”，他几乎打算弃儒皈佛，剃除须发，彻底做个脱尘人好了！最后两句“何似山头石，无情阅岁华”，还不如做个无情石头，堆在山头一动不动，冷漠无情地阅视着岁华，任凭物换星移，管它甚么恩怨情仇与是非纠葛？

诗人既然动了如些念头，有没有付诸行动呢？事实上他只是表达了一种愤懑或是情感的渲泄而已，他的人生理想是即便是“暮年”，也要叶落归根，“家”永远是他割舍不下的牵挂。所谓的“憎笔砚”，也仅限于“憎”；所谓的“羡袈裟”，也仅是停留在“羡”。是不是说“憎”就可以不做，“羡”就大胆地去实现？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所“憎”的是手头笔砚事务的繁重，他所“羡”的是僧人身披袈裟的自在洒脱。然而他看到的仅仅是表象而已。退一步说，诗人果真身披袈裟，或许又会生起更多的烦恼与障碍。从这里可看出，“围城效应”从来不只针对现代人，古人又何尝不是呢？

作者： 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