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至普陀记事二首

叶明德

（一）

破浪喜重至，山中事事名。殿堂崇古制，宸翰大新声。

广布拯迷筏，高悬照世灯。窗推明月上，尘念顿时清。

（二）

置身丘壑里，世事复如何。功业草头露，荣华转眼过。

洞天新日月，沧海老烟波。我亦将栖隐，崖前补绿萝。

【背景】

    此诗收于《普陀洛迦山志》卷八“诗颂”，《普陀山诗词全集》亦有收录，诗题相同，署名为“金华叶明德”。其他《山志》似未见。

【鉴赏】

本诗题为“重至普陀”，可见并非第一次来普陀，而是再来或数次莅临。既为“记事”，又所为何事？诗中也没有明确交待。故而古诗鉴赏，对于人物事件完全是一知半解，便极易错领诗意，这极令人挠头。叶明德为金华人，然而金华的叶明德生活在明末崇祯年间，也就是说，至康熙中期，叶明德至少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此诗共二首，第一首写重至普陀山所见的情形，第二首是写自己的心情。而从第一首诗来看，我们大致能找到一些叶明德的线索。

叶明德虽是金华人，但安家务生或事业经营未必在金华，所以不能简单用金华、舟山之间的地理距离加以衡量。第一首诗的首句写“破浪喜重至”，“破浪”是乘船，无论是从宁波还是从沈家门出发，都必须要乘船；“喜”字表达此刻的心情，“重至”是第二次。诗人怀着喜悦的心情重至普陀，弃船上岸后发现眼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即“山中事事名”。这个“名”，似乎理解为“推陈出新”或“披上节日盛妆”。而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殿堂崇古制”，这个“古制”是更加符合佛教禅宗传统，言下之意是诗人第一次来山的时候，寺院殿堂似乎不太符合“古制”；二是“宸翰大新声”，“宸翰”可以理解为当今皇帝的御笔亲书，这对理解全诗提供了线索。康熙为前后两寺赐字，史书明确记载了三十八年（1699），《普陀洛迦山志》“大事记”中记载说：“三月，康熙驾巡杭州；四月，遣太监马士恩赍金千两分赐前后两寺……御书‘普济群灵’额赐前寺，‘天花法雨’额赐后寺。”能不能理解诗中所谓的“宸翰”就是这两幅字呢？似乎又不能定论，因康熙多次御书赐普陀，如“海月常辉”“大圆通殿”“狮子窟”“旃檀林”等九幅及御制《补陀罗迦山普济寺碑文》。然无论如何，此处的“宸翰”乃是康熙御笔无疑。所谓“大新声”，说明御书制成匾额后刚悬挂未久，故而全山上下张灯结彩，喜气弥漫，这或许正是前面“山中事事名”一句的主要原由。

“广布拯迷筏，高悬照世灯”，这两句是紧接着“殿堂崇古制”来说。“古制”也可以理解为“祖制家风”，也就是佛教寺院一直传承的规制和修行方式，诗人认为这种古制更契合于世人，可以拯救迷筏，并且让世人在暗夜里能寻到指引明灯。当在山中巡礼一番后，诗人便回到所居之处，顺手推窗，一轮白月竟不知不觉地爬上窗棂，远处的潮，近处的风，加上眼前的月，诗人此时“尘念顿时消”。从这里我们也可侧面看出，诗人之所以“重至”普陀，大约是有求而来，至少自己的“尘念”尚存，希望通过普陀之行从而获得佛菩萨的加持。在夜深人静之时，人们往往会反躬自问，尤其在古时夜晚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第二首诗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反省与追问。作者坦言自己“置身丘壑里”，自然比不上佛国里僧家们的清净无为。在尘世里自然有一大堆人情世故或各种杂务琐事缠身，想置身于事外很难做到。但即便是谋个一官半职，事业方面也取得一些让人羡慕的成就，然而又怎么样呢？所以诗人感叹“功业草头露，荣华转眼过”，相比于漫漫长河，一切皆过目云烟，根本算不上什么。从这里大致也能看出，叶明德的仕途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中间经历了波折苦恼非他人所能了解。无论是朝堂还是乡野，情形也大抵相仿，事有异理相同。“洞天新日月，沧海老烟波”，此处的“洞天”似乎可理解为诗人客居之地，山居期间，既然觉得“新日月”，心情无疑十分舒畅，寺院及山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十分新鲜，与平素所接触到的迥然不同。而四周的“沧海”虽是“老烟波”，然对于诗人来说却是分外亲切，他觉得这样的环境不正是自己所毕生求索的吗？事实上他对于所谓的“功业”“荣华”早已心生厌倦，他打算换一种生活方式，即“我亦将栖隐”，辞官或绝世而去，将剩余的生命时光交与这洞天与沧海之中。而归隐于山，自然要与功名利禄作彻底的切割，否则就毫无意义；而诗的愿想是“崖前补绿萝”，也就是在崖壁之间打理一下花花草草，以此终了一生。当然我们可将之理解为一种愿景或设想，至于能否真正做到，则另当别论。而这种放下名利归隐山林的愿景在历代文人中较为常见，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裘琏，在诗中漂亮话讲了一大堆，“到来尘路绝，清思对团瓢”，“事事对君人世外，浮生半日即非虚”，可是即便到了七十多岁，还是跑去中个进士。这也不能说是文人的虚伪，只能说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割裂。退一步说，“补绿萝”也绝非易事，倘稍有不慎，大概率也会被扫地出门。故本质上说，功业荣华与栖隐绿萝，并无太大的区别。《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国士与厨士无异，即契此理也！

作者：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