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感旧有作

范廷谔

小序：潮音禅师为余伯父通公之孙，庚申夏余避暑太白山寺，晨夕晤对，极相投契，间拈韵语，皆惊绝伦。今中兴洛迦，可以不朽，而潦倒书生，事业文章无一成就，既多沦落之感，复切人琴之叹，赋此志慨。

通家不惜一灯传，避暑曾沾太白烟。

君去尚存新气象，我来难觅旧因缘。

英雄易老凭谁诉，山水多情转自怜。

放眼东洋亿万顷，滴成清泪映遥天。

【背景】

此诗辑自《普陀山诗词全集》，《普陀洛迦山志》亦有收录，然其他诸《志》似无收录。从诗中“序”来看，此处“庚申”乃是指康熙十九年（1680），而潮音大师乃康熙二十九年（1690）入主普陀寺，故此诗当作于康熙二十九年或大师圆寂（1698年）之后。

【鉴赏】

此诗“小序”中的“潮音禅师为余伯父通公之孙”，所谓的“通公”，乃是指通元照机，17岁剃度于普陀山旃檀庵。但《山志》中称“其弟子潮音，中兴普陀；大晓，重兴常州天宁寺、镇江金山寺，皆有声望”，说明二者为师徒关系，并非“孙”辈。其中所提到的“庚申夏”当为康熙十九年（1680），此时潮音大师31岁，此时大师乃是居住于宁波的天童寺或阿育王寺（太白山寺）。从这里可看出，范廷谔与潮音禅师年岁相仿，故而“晨夕晤对，极相投契”，并且二人时常还“间拈韵语”，范廷谔对于潮音大师的敏捷才思十分敬佩，“皆惊绝伦”。然而时过境迁，待十年后（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大师回普陀任住持，使普陀得以中兴，“可以不朽”；反观范廷谔呢？倒是“潦倒书生，事业文章无一成就”，因此就自感到“既多沦落”。回想当年二人在太白山寺时互为知音，而今却是天壤之别，故而范廷谔“复切人琴之叹”。“人琴之叹”乃是形容王徽之（子猷，王羲之第五子）和王献之（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兄弟二人情深义重。范廷谔用此成语，莫非是在悼念潮音大师？若此推测成立，那么此诗当写于潮音大师圆寂之后了。

从诗中来看，此诗既可视为自怜诗，也可视为悼念诗。从全诗可以看出，在与潮音大师分别许多年后，几近落魄的范廷谔重游普陀山并探望老友，然而此时潮音大师已圆寂数年（具体年份不知）。范廷谔在惊愕之余，不由得联想起多年前二人一起在一起谈诗论道时的情景，再联系到当下的物是人非，自然就悲从心来。诗的第一句所说的“通家”，当有二解：一是指世代交谊深厚、如同一家；二是指通元照机一系。此处概指前者居多，因潮音是通元之徒，而范廷谔乃通元之侄，若以世俗来看，二人可以“兄弟”相称；“一传灯”比较好理解，就是一脉相承之意；但此处的“不惜”当作何解，待解。次句的“避暑曾沾太白烟”，“避暑”当为夏天，“太白烟”是指太白山寺（天童寺或阿育王寺）乃是隐于太白山麓，形容环境幽静，人烟稀少。至于彼此在一起所谈的内容，这恰如“小序”中所说的“晨夕晤对，极相投契，间拈韵语，皆惊绝伦”。潮音大师自从主持普陀寺之后，“师弘机伟辩，秉性恬淡，待人诚恳，视众如己，同学辈皆善与交而敬之。虽然体弱，负米伐薪，补漏修残，无不亲莅。经营修复，讲究坚固垂久，十年之内，百废俱兴。近革八十余年之陋习，远绍四十二祖之芳猷，德高望重，焕然中兴，人比之为元代孚中禅师”（《普陀洛迦山志》卷五“名僧”），因此诗中说“君去尚存新气象”是十分中肯的评价。而“我来难觅旧因缘”一句，可见潮音大师此时已舍报归真，范廷谔所见到的唯有新塔一座，而此情此景又如何不令人伤心垂泪？

在诗的颌联里谈到了“英雄易老凭谁诉”，此中化用了“冯唐易老”及“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两则历史典故。而潮音大师圆寂时也仅是五十岁左右（1649-1698），因此不仅是“英雄易老”，更是“英年早逝”，从佛教角度可视为业缘所感，但从世俗角度来看，对名山有如此贡献者却仓促辞世，便足以令人悲恸欲绝了，“山水多情转自怜”，连佛国的一山一水大约都看不下去了。此时范廷谔内心是极其孤独的，原打算找老友好好叙叙旧，如今却扑了一个空，唯余山水作伴。他一方面叹息潮音大师的离去——然而大师并不孤独，因大师对普陀已居功至伟，并且大师还给普陀留下了一大群杰出的弟子以继席；孤独的只有诗人自己，因此他开始“自怜”，恰如“小序”中所说“潦倒书生，事业文章无一成就”。不过坦率地说，范廷谔曾为福建泰宁知县，为官清正，也称得上是“德不孤”。

诗的最后两句是“放眼东洋亿万顷，滴成清泪映遥天”，一方面“亿万顷”衬托东海的浩渺无边，另方面“滴成清泪”又揭示出诗人的悲伤之极以及卑微渺小；“遥映天”又将自己的这份哀思扩展到海面与天空。如此一来，诗人把对潮音大师的追悼以及对自己遭遇的悲鸣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最终予以融合与升华。

在创作特色上，全诗抒发情感时层层递进，昔今自他兼顾，意象纵横开阔，且感情真挚，不失为一首格调清朗、哀而不滥的七言律诗。

作者：界定